朴实善良的母亲

 

母亲在世时从未过过母亲节，一是她老人家很注重传统，对西方的节日不太感兴趣，二是我这做儿子的也粗心大意。今年的母亲节到来之际，想起母亲的音容笑貌和大度处世，感慨万千，写下母亲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三个小故事，以示对母亲的记念。

第一个故事：这是母亲的同事文兰阿姨讲的，那是“文化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的进行到解放军工作队（简称军宣队）进驻到各个县城支左的时候，县革委会（当时的县委县政府统称为县革命委员会）组织万人聚会，迎接军宣队的到来。县城里男女老少在人民大广场集合等待，大人们是又说又笑，孩子们是又打又闹，正赶上街道有一个从上面下来的女干部也带着孩子来参加并组织本辖区居民参会，孩子突然不见了，找了多次也没找到，正非常上火时，有人大声喊到：“来啦，来啦”，这位女干部说：“来了好，我把他拴到驴槽上”，这是当地大人们对自己不听话孩子经常说的话。结果就出大事了，原来是军宣队到会场了。欢迎大会结束后，县革委会立即组织专案组进行调查，辱骂解放军那可是现行反革命。被调查的群众多数人说没听到，也有个别人说确有此事，至于是否是骂解放军的话就不清楚了。也是该着，这位女干部本来就办事很死板，再加上好经常给群众开会训话，高高在上，群众基础较差，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我母亲和文兰阿姨坚持说是她是骂孩子的，与解放军没有任何关系，并当场签字画押，此案也就告一段落。再后来这位女干部也就被“三结合”进了领导班子，再再后来这位女干部也就工作平稳了。文兰阿姨对这个女干部很有意见，感到她不讲究，都帮了她的大忙，也不说句感谢的话，因此耿耿于怀。母亲劝说：在那个夫妻反目、人人自危、互相攻击的时期，咱俩也就是说了句大实话，做了该做的事，不要计较，好人自会有好报的。

第二个故事：是我二哥在县城三完小刚上戴帽中学时，学校成立红卫兵组织，因为家庭历史问题学校不让二哥加入红卫兵组织，于是二哥就与几位要好的同学自己组织了红卫兵队伍，由于二哥非常有组织能力，口才也好，队伍也就大了起来，经常与其他的组织进行大辩论，也到处张贴大字报，还刻了一个红卫兵司令部的大公章，影响力也大了起来，县里的造反派头头也开始关注了他们。正在二哥踌躇满志、信心百倍的时候，母亲却逼着二哥退出红卫兵组织，立即到乡下一个远门亲戚家干农活，二哥与母亲也发生了多次争吵，最后还是在母亲的“威逼利诱”之下去了农村。时隔不久，社会上就出现了打砸抢的严重局面，形势失控，再后来就有军宣队介入，抓了一大批打砸抢分子。文革后拨乱反正时，一部分打砸抢分子还被依法判刑。

第三个故事：还是我二哥的故事，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解放军各级都在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二哥因长相漂亮，爱好文体，吹拉弹唱都热爱，极有文艺天赋，被军宣队领导和接兵的干部一眼看中，就要应征入伍到部队了，一切都在顺利的进行中，连政审都轻易地通过了，第二天就要换军装入伍。就在这关键时刻，解放军接兵干部在街道办事处整理档案，街道一位女办事员（这里就不说名字了）给军队干部拿来一个档案，说是我二哥不符合政审条件，有隐瞒组织之嫌。原来这位女办事员拿来的档案是我大舅家三表姐的，三表姐的档案上写的是“二叔是右派”，我二哥的档案上写的是“二舅是干部”，其实我二舅是被人诬陷为“漏划右派”的，一至到后来平反时也没找到右派的具体定论。此事知道的人很少，但恰恰是这位女办事员明察秋毫，而且还对我们家的亲属关系了如指掌，于是我二哥被当即否决，断绝了当兵入伍之路。并因此事的牵连，家庭一系列的历史问题被纠缠出来，父母也就过上长期“运动员”日子，大姐、二哥、二姐三个人就成了连临时工都不让干的待业人员。工作单位和社会上对母亲也开始另类对待，母亲也就有了“原罪”之感，经常自责是她和她的家庭影响了孩子们的前程，我也看到过母亲时常的叹息、发呆，有时还偷偷地抽烟。但只要一见到有人，马上就能恢复正常的精神状态。二哥后来在县里无偿地帮助工作，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在一个老干部杜伯伯的帮助下，二哥被评为“五好民兵”，被认为是相当于复员军人的待遇，方在1971年底被胜利油田（当时保密称523厂）招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