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锅小事

 

转眼，新中国七十岁生日已经到来，盛世普华章。年迈的母亲也神清气爽，早早地起来买菜，筹备国庆节美餐。根据一家人的喜好，母亲先是包饺子，接着蒸小笼包，最后炸油糕、炒菜、熬汤。母亲忙得不亦乐乎，却没有一点怨言，看着大家吃得可口又开心，她也露出了笑容。洗锅的时候，母亲不由地说：吃一顿饭，蒸锅、炒锅、汤锅，大的、小的应有尽有，各显其能，现在这日子多好啊，想当年……这个话题母亲说了无数遍，怕我嫌她唠叨，没有说下去。可她曾经讲过的故事像电影片片段一样又在我眼前回放。

 

母亲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姥姥，生在旧社会，八九岁开始就给地主家打杂、喂猪。她身着打满补丁的粗布衣服，脚上套着露着脚趾头的布鞋，每天上山割猪草、撸树叶，用弱小的身体扛回家，先洗干净，再切碎后，放进一口能盛两大桶水的大锅里熬成猪食。虽然是熬猪食，但是姥姥像做饭一样，把大锅洗涮得乌黑锃亮，生怕锅底上有残渣下次熬时产生糊味。煮菜时，火候也控制得恰到好处，有时候她饥肠辘辘，闻着猪食的香味，她也忍不住胆颤心惊地吃几口，万一被地主家人看见，就要挨打受骂。有一次，姥姥忘记了先往锅里倒水就烧着了火，感觉到锅热后，她着急得舀起一瓢凉水倒进锅里，结果锅炸裂了。地主把她狠打一顿后撵了出来，两年的工钱也打了水漂。那口裂开的锅，成了姥姥年少时最疼痛的回忆。

 

 

 

母亲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从小跟着她的哥哥们认下许多字，却没有机会多上几年学，后来嫁给以苦力为生的父亲，共同种地挣工分、吃“大锅饭”。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贫富差距的集体生活令乡亲们耳目一新，他们热情高涨，每天早出晚归。秋收刨土豆时，中午饭就在地里烧土豆，全村的社员们从中午吃到半下午，一顿能吃掉两三麻袋土豆。如此，每年集体的收入很微薄，大家前几年吃的还是一大锅熬土豆，后来就变成了一大锅开水煮土豆丝，最后只能是莜面糊糊滴点胡麻油。往往吃完饭还没等开始劳动，转身撒泡尿就饿了，大家只好勒紧裤带勉强干活……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出生了。那时，全国改革开放的春风正从南往北迅猛发展，但一时半会儿还吹不到我们这个偏远的山村。童年的记忆中，家里人多地少，加上土地贫瘠，物质匮乏。但毕竟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母亲和父亲的干劲十足，一起身拉肩扛，起早贪黑种地。家里做饭时，就靠奶奶留下来的一口布满裂痕的生铁大锅。常常是饭还没熟，锅里的水就漏光了，有时候能把红彤彤的灶火都浇灭。有时候饭蒸到一半，母亲不得不揭起笼屉，在烫手的蒸气中用面糊补锅。

 

每当有补锅匠在街头吆喝时，母亲总是第一个跑出去请人家来钉锅，直到后来锅底打满了补钉，再无处打眼了，铁锅依旧在用。每次钉好锅后，不敢在锅里倒油炒菜，因为油的渗透能力极强，更不敢用锅铲翻炒，因为那大锅是“面糊的”，经不住“折磨”。 吃完饭后，母亲不敢用刷子洗锅，不敢用抹布擦拭，生怕弄掉补钉。这种小心翼翼的日子持续了好多年，让我记忆深刻。

 

 

 

我上四年级时就需要到镇上的中心小学去住校，每周日要从家里拿六天的干粮。周日蒸饭，与锅较量，成了母亲的挑战。她总是想方设法，但往往还是不能如愿以偿。吃夹生饭、糊粑饭是常事。记得一个周末，母亲准备给我熬点粥装在饭盒里到学校后吃，可惜锅漏得厉害，还没等熬成粥,那碗攒了半年多的小米就糊了。没办法，母亲只好让我在家烧水，她到邻居家借米。直到我把糊了的米当成锅巴津津有味地吃完，又添了满满一锅水烧开，母亲还没有回来。我那时就真切体会到：“锅儿来开花，下不上那个米”的窘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