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线线·织土布

 

 

题记：

童谣云：嘣儿嘣儿弹棉花，一弹弹了两纥繨。

民谣云：离开咵踏咵，生活没办法。

 

 

 

话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靖远沿河一带是产棉区，特别是陡城、水泉、黄湾地域是主产区。平川区从靖远县析离后，陡水黄归平川区的水泉镇管辖。这里自古就有种植棉花的习惯，明清都有记载，其历史悠久。塞外高原，天气干燥，气候炎热，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无霜期长，给旱作农业的棉花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当地先民祖辈经过实践总结，压砂保墒，提高地温，确保了这一物种的经济优势和价值取向。但它的存在，也给区域内的群众生活带来了喜忧参半的景况。

全国解放后，国家正处于恢复期，人民群众的气还未喘过来，1958年又刮起了共产风，提倡以棉为纲，走公社化的道路，组织第二次入社，吃公共食堂；除四害，勒狗闹雀；开展大炼钢铁、引洮工程上马、车轮沟口关堰等一系列工程建设和政治运动，强壮劳动力全部抽调上了工地，所剩老弱病残、妇女儿童留守家园，社会称作“三八”、“六一”部队。那时推行的是军事化行动，实行民兵班、排、连编制。陡城大队各生产队安排部署将水地铺压砂田，加大旱地压砂面积，一律规划种植棉花。这年雨点子稠，黑板浪等地旱砂田的糜子长得齐腰深，农业取得了丰收，给人们给了个眼欢喜。后湾、土巷两个生产队同年公共食堂建立，地点建在刘达珊家老院内。记得在一次吃饭时，菜里发现一只老鼠，当一帮小伙喊起时，被食堂伙管员制止并压了。同一年，我们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外爷家拉来五只羊和自家喂的一口大肥猪入了社，充公为集体所有。我进校读了书，父亲抽调上了洮河，爷、叔、婶抽调上了尖水去炼铁，剩下奶奶、母亲和我们兄妹几个。小弟又降生，半岁时身患重疾，头上生疮，双眼紧闭，家无主事人，没了主意，眼看近月，仍按农村说的“头吃眼肝病”治疗，因无好转迹象，便采取了强绷措施，眼睛里滴了些油质西林，其时眼珠上已长出了痘，蓝雾遮盖，双目失明，留下终身残疾。后来经兰州一家医院眼科大夫确认，眼出白斑，是天花所致。

在弟病重期间，眼药瓶瓶逊连长多次上门摧叫母亲下田，就此奶奶看管孩子照料家务，母亲去棉田作务。

其后数年，一则自然灾害频仍，二则人为因素造成，地方官僚作秀显政，报喜不报忧，极左路线导致群众生活极度困难。1959年，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什么以粮为纲，深翻土地，亩产要打万斤粮；拔白旗，棉花产量要上纲要等等，似乎一夜进入共产主义。这年我十岁，按说十岁的男娃不吃闲饭，自己深知父亲、爷爷主事不在家，学校放学回来后帮着母亲干些家务活，星期六跟着妈妈去集体地里掐棉花。母亲教我如何搋底叶，如何打叉扳笋子，留几层打顶，结棉桃的扁担多长为宜可剔尖等。学会这些，在后来的日子，若放学回来早可到田里帮母亲接趟。春夏掐棉花，秋冬摘棉花。产棉区的娃娃及早接触棉花，认识棉花，耳濡目染，言传身教，环境造就，也就及早进入作务棉花期。暑假放学了，生产队组织掐棉花就是娃娃的世事，后湾队由一个队长带队跑一二十里路，去旱坪川杨家滩、地萝卜、乱石头浪、车轮口等地方的旱砂田，一地一天或几天，巡回多次，打叉掐顶剔扁担尖薅草。秋天棉花开了，白生生地挂在棉树上，摘过一茬又一茬。不管是田间作务或采摘棉花，有时做个好梦，不是捉个野兔娃，就是捉个帽帽头小雀，运气好换个趟，说不定会摘好多蒿瓜儿，这种野味，这种口福，睡梦都是甜的，你争我夺会惊醒的。

俗话说庄稼人不干重活就没干的。生产队每块地不知要去多少回，每种农作物不知要用手去号多少回脉。就棉花而言，平时作务，成熟了收获，而收获也不是一次性的。种棉花相比其它粮食作物要费工费时。尤其大跃进年代，强壮劳力打了工程主阵，妇女娃娃在棉田上阵是另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