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教 授

四川 杨泽均

 

 

 

解放前，三台有一所“东北大学”。抗战胜利后，有一教授姓徐，因思乡心切，想回家去看望老父老母。但苦于没有路费盘餐，他想尽了办法，但路费还是没有着落。于是他把他的苦恼向他的一位姓刘的好友讲了。他的这位好友是当地一位在县教育部门供职的一般科员。事有凑巧，这位科员想要个儿子，他结了两个老婆，第一个老婆接来生了一个女儿，而后生了一场病死掉了。这第二个老婆纯粹就不能生了。这下他很郁闷，此时见好友这般苦恼，又见好友膝前有一活泼可爱的小儿子，就向他说，“要不把你的小儿子过继给我，我给你一笔路费盘餐何如？而且他以后长大了你还可以来看他”。好友也没想到他会说出这般主意来。他一时语塞，隔了半天说，“你这也不失为一个主意，你容我好好想想”。若真这样，这真是有辱诗文，这可恶的战争啊，让我们这些文人穷到了卖儿卖女的地步。我要是不这样，现在抗战结束了，天下太平了，我又怎样回去看望和伺奉我的父母呢？孰轻孰重我是两头作难啦，况父亲母亲年迈时不我待，说不定再隔两年回去我已见不到他们了。而儿子还小，待我回去给他们养老送终后再回来找我的小儿子也不为晚。

就这样，徐教授回到了他的东北老家。解放后，国家百废待兴，他所在的东北大学，又慢慢地迁回了辽宁的旧址，他也恢复了在学校的教授资格。但由于文革期间，教育战线受到了冲击，批判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他一时也靠边站下放到生产队劳动。八十年代后，他已把他的父母双亲送上了山，他也被第二次恢复了工作。而且被晋升为副校长。此时，在学校的放假期间，他才从辽宁到绵阳的三台县来找他的小儿子。而此时他的小儿子已不小了，他已三十岁了，已成了家，立了业，他已有了自己的小儿子。并且他现在也成了一名教师，在三台县某中学教书。

他一到三台首先就和他的老友联系上了。老友叫他到他的家里去住，他婉拒了，他知道，八十年代的市民居住条件都差，怕给他的老友打麻烦。他住到了宾馆，两人约好了第二天带他的儿子到宾馆见面。

第二天徐教授在三台县城最好的酒店订了一个包间。他的好友带着他的儿子来了。二十多年未见，他几乎认不出他儿子来了，但从他的身披相貌看，还依稀能辩出他小时候的一些痕迹。老友对他的儿子说，“这是你的亲生父亲，叫爸爸”。他已是三十岁的人了，他知道许多事不能任性。“爸……爸爸。他很不情愿的叫了一声”。他爸爸心里忐忑地等待着，待儿子叫了他后，迫不及待地跨一步上去双手握住了儿子的手，他握得很重，生怕儿子再从他手里跑掉似的。“儿子，你长大了”。他百感交集，快说不出话了，手不停地颤抖。儿子不习惯这种场合，况且他的养父在旁边。他的手被生父的手握紧后，便很快挣脱似的把手从他手里抽了出来。在他心里，在旁边一直微笑着，手里抱着他的儿子的才是他的父亲。尽管昨晚养父已给他讲了许多生父的事，但他在心里，还是把养父才认作是他的亲父亲。继父见生父有些尴尬，便忙把孙子送到他手上。他高兴地接过已五六岁的孙子，双手搂着他的夹窝凌空上下扬了两扬，小孙子有些怕生，吓得快要哭了。他忙止住了逗弄，把孩子交到了他爸手里。

一家人坐到了桌上。教授对儿子说，“儿子，跟我回东北好吗？”儿子毫不犹豫而且坚定地说“不”！听说你现在也在教书，你到我那去，将来我也可以把你培养成教授。听说你爱好书画，我可以到北京给你找一些知名的老师给你指点，一个人要想有些成就还是应该到北京去深造，扩大影响力。他自顾自热情地对儿子说。儿子则冷不丁地对他来了句，“你当初为啥要扔下我，据说你还收了爸爸的钱”。他养父立即阻止了他再说下去。“就算当初很困难，我跟你回去哪怕死在了路上我也心甘情愿，现在爸爸把我养大了，你又来把我要回去，说走就走，我还算是个人吗？”他生父说，“那不是当时国家都有困难吗？我也有我的难处。我不是要你彻底地回去，你可以两边走嘛”。看来父子俩话不投机，饭局不欢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