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趣事

                             ● 廖耀红

在我三岁的时候，跟随父母从香港到了上海。父亲在四十年代后期从香港来到上海，就读于享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的圣约翰大学物理系。至于解放初期为何要从香港回来，60多年以来，各种渠道的“传说”有好几个版本，但父母总是在刻意回避这个话题，至今我们也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过正宗的答案。

在深圳罗湖桥过境前，母亲为我们兄妹俩穿上厚毛衣和冬季的外套，围巾加上帽子，当时的季节好像是在8月份。出了香港边界必须要步行走一段很长的木质桥，三岁的我和四岁的哥哥艰难地拽住父母，闷热天气和厚重的衣服，使得我们是极不情愿地在挪动步子，我则是一路上叽叽歪歪个不停，甚至想哭闹一番，再看看周围的人，个个都是如此异样的穿着。过海关后的第一时间大家都在忙着卸装，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用清纯毫无杂质的目光好奇地打量着他们，想探个究竟。那是在成年后才知道原委，当年的海关政策对入境人员携带衣物上是有限量的，论件计算，连袜子手帕都计算在内的。

回国后我和哥哥二人留在上海，和二伯母一家同住在金陵东路，我们由一位镇江来的刘姓保姆专门照顾。伯母家里已有堂兄姐妹四个，加上我们共六人，我在其中是最小的，平日里在一起疯玩也不感寂寞。哥哥有次躺在藤椅将碗顶在膝盖上方，大家嬉笑中不慎碗碎菜翻，几个孩子叽叽喳喳在互相推卸责任，伯母则笑着讲是饭碗不好，没有牢牢地粘住的缘故。

 

姐姐们经常教我学唱越剧沪剧，我们将床单挂起偷穿大人的衣裙，脸上红绿不问，胡乱装扮穿上不合脚的大鞋，几人闹腾一阵子，最后丢下的一地鸡毛都是让刘妈收拾。当时我学了个唱段：老黄牛呀肥又大，土改以后到我家，耕起地来顶呱呱。六个人中谁来当牛呢？个头体重无一人合适，我认为刘妈最像因为她姓“牛”，我出面央求她来担当这个角色，交换的条件是保证三天临睡前不讲故事。孩子们也不知牛耕田是什么回事，反正有了牛的替身，大家前呼后拥的高兴了一番也算是场戏了。晚上我和哥哥商量好，临睡前让他提出要刘妈讲故事，理由是做出保证的是我而不是他，当我我躲在被窝里在揩油听着故事的同时，心中也在暗暗窃喜。我有时又会为歌词中老黄牛“肥又大”在心里纠结不停，虽说没有去过农村，但是知道肥又大是形容猪的，牛肥了是耕不动田的，编歌词的人是否会被罚站思过呢？还是会被骂呢？多次忍不住询问，他们总是笑话我，没有答案。

伯母的厨艺不错，清淡原味的潮汕菜和浓油赤酱的上海菜都很合我们的口味，地域的变迁也没有给我们感到有太大的不便。伯母每天在买菜前逐个问询喜欢吃什么，几个毛孩子也都七嘴八舌不加思索的乱说一气，她全都一一答应，做出的一盘盘菜中都有我们的提议要求。每天午饭是最热闹的时刻，大家都在寻找自己的最爱，二位大人先是不语，到了一定的时候，会为我们每人碗里夹上不同的平衡营养需要的素菜，并好言相哄大家全部吃完，不剩饭碗的人为“先进”。有时伯母买菜回来后会拿出一串穿好的茉莉花，让我们几人高兴地争抢一番，花最终是专属吃饭表现好的人。我曾目睹了她用面粉发酵做的潮州点心，五岁的我好奇心大发，瞒着大人学着用面粉加水调制，以为这就是发酵，几天后见发霉长毛害怕了，连同玩具小锅偷偷一起的丢掉，这事一直在我的心里当个小密秘存放着呢。

每周刘妈都带我们二人去长宁路的外公家，除了和阿姨舅舅嬉闹外，我总是喜欢坐在钢琴前，看着阿姨的一双手是如何弹出优美的声音，也幻想着我将来是否也能如此，如她不练琴，我就用小手在上面一个个音节的来回弹，直到吃饭才肯离开琴凳，大家看我如此痴迷，索性将我的乳名改为;1,2,3.(哆来咪)。此名一直叫到成人后，由于我的坚决反对和抗议才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