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边上的村庄

 

骆左洪

 

工作组已经不知道多少次踏进他的家门，向他宣传政策。也不知道跟他讲了多少道理，何能德就是不配合。他不同意赔偿方案，不签字收取赔偿款。

工作组跟他讲的政策，他似乎比工作组还熟悉，有时候工作组还真的说不过他。确切的说，是算不过他。

不是他理论水平多高，也不是他对法律对政策有多熟悉。他的口才一般般。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有什么口才可说。看他那宽阔的额头，四四方方的脸，人家都说这种头型的人一般是比较大方，可在他这里却叫人联想起电脑显示器。他就是一台电脑。九段棋手与电脑对弈，棋手输得满地找牙。再仔细看他，细长的脖子，眼光明亮，乌黑的瞳孔就像两枚被拨打得黑亮光滑的算盘珠子。

在这个离城市很近的只有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里，何能德是仅有的三个高中生之一。那时，大中专学校招生少，一个中学能有三五个学生考上大中专就已经不错了，高中毕业生在村子里就是秀才了，所以，何能德是村里的三个秀才之一。但他并不以高中生自居，他也不觉得自己与村里的同龄人有什么不同，每天天亮起床，吃过早餐，下地干活。夏天天气热，中午睡一觉，有时在家里，有时在树荫下。天黑了便收工回家。吃罢晚饭，洗去一身臭汗，拿上手电筒，呼朋引伴，三五成群，在村里闲逛，或者聚在某个地方，谈天论地。

在同龄人当中，何能德话也不多，虽然是高中生，但也不见他滔滔不绝的闲扯。他只是默默听别人说的多，有时也说一些他的看法，很有节制有礼貌的应和着别人。别人说的他能记在心里，能自己想想，把别人说过的事情变成自己的信息并加以利用。比如人家谈论今年的西瓜，价格上涨，第一批上市每斤达到一块五，第二第三批还得一块二，低一点的一块，没有低于九毛钱，外地老板到村里来，到田间地头收购，一大车一大车的往外面运走。大家的口袋都装得满满，全是老毛票。大家都说明年要扩大规模，把种玉米的地改种西瓜，甘蔗地也间种西瓜。可何能德相反，明年减少西瓜面积。他知道，事物总是有变化的，市场价格会有涨有落的，今年西瓜价格好，明年大家会一轰而上种西瓜，物极必反，西瓜多了价格就会跌下来，弄不好都烂在地里。第二年，果然如他所料，西瓜三毛钱一斤，外地老板收购价就这么一点，自己拉到市场上去卖，五毛钱一斤。刚好平本，不亏。

月到中天的时候，何能德悄悄的溜回家睡觉了。明天还要早起干活呢。谈兴正浓的人群，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

“把协议书签了吧，能德。给你的赔偿已经不少了，你这栋只一层的楼房才100平米，赔偿你三十多万，可以在市中心买一套大房子了，你也该满足了。”工作组组长吴文军带着两个组员又来到了何能德的家。

“让我再想想，再跟家人商量一下。”能德不冷不热的回答。又问：“全村各家各户都签完了？”

“绝大部分都签了，等待补偿款批下来就拨给你们，你们就搬迁，之后就拆房子了。现在就剩下你们几户人还没签了，抓紧考虑，商量好，把协议书签了吧。”吴文军继续做思想工作，两个组员也不时插话帮着组长动员何能德，他们要千方百计说服何能德。

“不会那么快就拆迁吧？我们搬迁了，这里的地拿来做什么用呢？”何能德又小心翼翼的试探征地拆迁的进度。

“你们配合好，尽快签了协议，那拆迁工作就快。至于这块地拿来做什么用，那是政府规划部门的事。总之，这是城市发展壮大需要，规划部门是有规划的。”

近十年来，城镇化建设发展很快，崇江市这座小城市也扩大了一倍多，原来离市中心有十多公里的花梨村，准备就要变成市区了，原来的村民准备就要变成市民了。根据城市建设规划要求，花梨村整村的集体土地全部被征收，转变为国有建设用地，被征收土地的农民安置到各企业工作，被拆迁的房屋国家按规定给予赔偿，确保被征地拆迁的农民群众能够安居乐业。由农民变成市民，农民从水田里洗脚上岸，不再脸朝黄土背朝天。身份不一样，享受到城市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红利待遇就不一样。脱离“农”字，是多少农民想都不敢想的好事情。现在花梨村的农民凭借着村庄的地理位置优势和城市快速发展的好机遇，一下子就实现脱农的愿望，他们恐怕连做梦都会笑出来。他们应该是巴不得尽快签协议尽快搬迁，可是偏偏出现何能德这样的农户。在何能德的影响下，有五户人家还没有签字。工作组也不敢把何能德这几户称作钉子户，政策也不允许强征强拆，都是为了和谐社会，必须和谐拆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