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高考季，时常忆起四十多年前关于高考的往事。

陶国林散文|回忆我的高考季

 

又是一年高考季，时常忆起四十多年前关于高考的往事。

 

我是在1978年7月20、21、22号参加的高考，正值酷暑之时，“七月流火”成了那时“网红”词。恢复高考的第一年1977年，由于时间仓促和条件的限制，连印制试卷的纸张都比较紧张，时间安排在了入冬的11月下旬，而开学差不多在1978年的春天甚至更迟。1978年春天，有一件中国科学史上也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盛事—--全国科学代表大会，这被誉为中国的科学“迎来了春天”。大会上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摘掉了压在广大知识分子 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回归到工人阶级的行列。

 

如果说1977年恢复高考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的一件行动大事，从此改变或者挽转了许多年轻人的命运，那么全国科学代表大会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集结号，从思想上制度上确定了科学技术在国家建设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激起了全国人民学习科学文化技术的热情，当然也影响着高考。1979年起，全国高考时间基本在7月的7、8、9日，2003后定在每年6月7、8、9日。而由于疫情，今年的高考无奈推迟了一个月。

 

1973年9月，我上了大队“戴帽子”两年制初中，因为没有初中老师，只好先读了一年 “过渡”班。原本准备让我们炒一遍小学的冷饭，恰在那时我们要参加公社、大队等很多的运动，一年很快过去。后来国家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各地要办好学校培养人才，我们公社也派来了老师，大队选拔了有文化的知青来代课，所以后两年相对也能消顿些，能多少停下来专心读上几天书。1976年6月初中毕业前，经由学校、大队、公社和县教育局一层层同意盖章，推荐我上正规的王店中学高中，我是我们大队仅有的3人之一，我那时在学校被公认为学习成绩好，当然成份也好，不用开后门。其他一半的同学上公社办的高中，另外一半直接上 “农业大学”。

 

1976年9月，读高中第9天的下午放学后，我在王店镇头最东面扇子汇的一石桥上，从高音喇叭里听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噩耗，大家不知所措赶紧跑回学校。一个月后，胜利的10月粉碎了“四人帮”，纪念活动、政治运动接连不断，高中第一学期我们几乎没有时间能安下心来读书学习的。我因为普通话在农村同学堆里稍好一点，是在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大致通读了《毛选五卷》一遍。到了第二学期的1977年，初中批判过的邓小平复出，还隐约传来要恢复高考的信息。

 

虽然不明白大学是什么样子，想象中也就如有王店中学苏式加上中式的风格，并颇有书香的味道。值得提起的是，我们的高中老师，蛮多都是从嘉兴、杭州、上海等地贬派而来，好多是名牌大学毕业藏龙卧虎，学识能力强书教得好，琴棋书画天文历史人文素养都很高，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大概看到大学了的样子，至今我依然羡慕崇拜不已。恢复高考的确切消息传来后，整个社会都在为之悦动，不仅是那些被耽误了近十年的那些读书人，还有哪些压抑了很长时间的老师们，包括还懵懂的我们，都鼓起了一股子劲。说来也乖巧，在暑假时，我父亲在有意无意间，把准备早退让我哥哥顶职的事泄露了我，对我而言，考不上大学或中专，就得务农。城乡的巨大差别，农村劳动和生活的艰苦，逼迫我无路可退，成了我要努力考上大学的原动力。

 

1977年下半年高二开学后，学校为了应考，班级作了调整。把我们原先城镇、农村班各两个班调配为文科班、理科各两个班，各有1个重点班，学生各按文理成绩组班，班名和班主任都不变。任课老师有年级统一调配，还把高一的老师充实进来，学科内也按老师的特长来调配，比如数学有代数和几何老师，物理有电学和力学，语文有古文和写作等，也有综合课，所以高中两年差不多受到了学校大多数老师的教诲。上复习课时，学校会组织上文科或理科两个班的大课，老师有时是从嘉兴等地请来的，我校的老师也被邀去上课，他们中有好几个都是县里甚至省里学科楚翘，名望不一般。老师的办公室真的是经常亮着的，他们往往在等着学生问问题补上短，我们大多数学生的基础实在是平常，可惜老师们热心了。为了争得重点班，班主任之间还闹得不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