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策星 | 我的父亲

 

房县文学 

 

父亲去世很早，那时我正三十六岁。俗说话：人人有个三十六，喜的喜，愁的愁。那时，每逢过年过节，我都能在社会上各个行业中看到我父亲的影子，腊尽时，我父亲在写春联卖；春荒的二三月，我和父亲在那街上为人修补胶鞋；收麦收稻的时候，我和父亲拾遗在地角田间拾麦穗；秋天拣谷子、遛红薯。

 

 

每到中秋节，我总想起我父亲。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和中秋节连在一起的。记得我父亲说：他参加工作时，正好是1949年的中秋节前十天。那时武汉才解放不久，很缺干部。我父亲被我姑姑一封信给叫到武汉，参加了革命。我姑姑是一九三八年参加共产党抗日的老革命，解放时作为老干部被分在武汉总工会担任干部科长，他把父亲也分在武汉市总工会工作。他报到的那一天，正好是农历八月十五。在此之间，父亲接到信后，我母亲要留他在家过了中秋节再去武汉，执着的父亲犟着提前走了。这一年的中秋节，母亲抱着襁褓中的我，望着中秋月圆。我家第四进的厢房中，明月照在花坛的月季枝芽前。母亲抱着我在暗暗地流泪，一滴滴眼泪滴在我脸上。母亲在暗暗流泪。而我父亲在报到的当天晚上，正好是中秋月圆，月圆。在写回来的信中说：那一晚上。他在武汉市“民众乐园”中，他为南下解放军演奏二胡独奏“二泉映月”和“良霄”。

 

 

父亲是爷爷的长子，从小受到家中溺爱。那时家中开着大药铺，爷爷要他继承祖业，跟着先生学看病，但他并不好生学医，而是和街上一些瞎子、戏子等，五谷六杂的人往来，和他们一起学唱京戏、曲剧、二黄。吹拉弹唱的东西一学就会，是一个十足的纨绔子弟。我爷爷看我父亲不务正业，又无法管教，便听邻居的话，有了媳妇就能拴住心。我爷爷就四处托人，给我父亲寻一门亲事。那时讲门当户对，就在三海堰谭大老爷家说了我妈。结婚的那天晚上，前来闹房的人中，父亲被那些街痞子、二流子、打杂的、帮闲的、闹房喝酒，我父亲把我们家中的酒窑里，把洑汁撇出来给他们喝。喝得闹房的一个都没走，在那大厅中间吐得一塌糊涂，睡得东倒西歪，满厅屋都是。后来，我听我妈说，她嫁到余家来时，抬抬合的嫁妆和送亲队伍就扯了三里多路长。我妈说：那一晚上，从来不喝酒的父亲也被人夹住灌了一碗，父亲灌醉得不省人事，在新房中吐得昏天黑地，我母亲替他收拾了一个晚上。

 

结婚后，我父亲依然故我，学了一手好二胡和写毛笔字。

 

所以房县一解放（房县是一九四九元月三日解放军进城）我们家有一个在一九三八年就参加抗日的老姑娘余林就介绍他出去工作。全国解放初期，这种文艺人才是很起作用的。）

 

 

父亲在武汉工作了两年，因为老姑娘调北京人民大学深造，父亲觉得一个在武汉工作十分孤单，更加上房县搞土改，县里搞土改涉及到我们家大药铺，是土改的对象，爷爷死的早，我父亲是家中老大，县政府要求父亲回房县工作，说是“干革命在哪里都一样。”长时间在外工作的我父亲又思念家中的娇妻和幼子。这时候的全国土改复查工作已由大城市朝中小城市转移。需要大批的干部。我父亲要求调动回到房县。上级立马就批准了。便由武汉市总工会开了介绍信和鉴定书回到了房县。

 

我父亲回到家中时，我们的家门上挂了四，五个“光荣牌”。有姑夫雷天明英勇就义的“烈士光荣牌”、有姑姑参加革命的“革命家属光荣牌”、有我父亲参加工作的“革命干部光荣牌”、有我爹余锦春参加县工商业联合会的“革命工属光荣牌”。在后来的一九五一年的抗美援朝中，我的三爹余锦成参加抗美援朝当上志愿军后挂的“革命军人光荣牌”。我们家成了全县红极一时的“革命家庭”。每到过年底、端阳节、中秋节，县里、镇上、街道上派的慰问队，敲锣打鼓，扭着秧歌玩着船灯，挑着新鲜的豆腐、豆腐上插着五个鲜艳的红辣子和一枝鲜艳滴翠的天竺枝。一头是一大块猪肉，外加一封慰问信，前来慰问，每逢这时候，我父亲和我奶奶脸上总是笑得像花朵一样。上好的水烟，流行的大公鸡香烟，朝来客手里递，用来答谢来自政府和人民给予的荣誉和慰问。每当慰问的人一走，我的奶奶总是泪流满面，她在思念着在朝鲜战场上打仗的三儿子，和失去丈夫的我的姑姑余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