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交给我十七只鸡

文/伍兴华（四川广安）

　　　

　　　　      　　　　　　　

　　　　　 

我从来不管鸡，除了捉鸡去杀了喝汤吃肉，拿蛋营养我城里一小家子的身体。土鸡和土鸡蛋有时候能够暖暖我们离开土地的身体，即使那蛋周身滚满鸡屎，我还是喜欢它，并死脑子的认为：沾沾土气，人才不那么轻飘飘的，站不稳。

我连老母亲都不甚过问，何况是归于禽的鸡。以往只是记得每月塞给她两百元钱，但她都没花过，全部一张一张叠成十张一沓，裹了一层又一层藏得严严实实，像捂着的那颗心脏，小心地护着，让儿女不为她分心。自从我欠下一大笔债，就没有再管过母亲，倒是她不厌其烦地担心起我来。一遍一遍地念叨我的衣食住行，还有我的婚姻，比我赤脚光腚满河滩疯跑时都操心。

我实在是败家和不孝，连累了母亲。她刚二十嫁给我的石匠父亲并怀了我，我翻年都四十八了。她本是晒太阳享清福的年岁，我却成了母亲的心病和拖累。

母亲内心是一定不愿意把她从蛋辛苦变成的鸡交给我的。如果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小车祸，把她的左肩肱骨弄折了，打着夹板躺在医院过道的49号床上；如果不是医生用回去了保险不认账的恐吓，她是千万不会把鸡交给我的。大大小小十七只，生蛋鸡八只，鸡公两只，一斤多的半大鸡七只。母亲掰着指头数了又数，每一只鸡的模样和性子在她的脑子里过了又过，一只不少，一点不差。那些被黄鼠狼，夜猫，流浪狗糟蹋死了的；那些染上瘟疫看着耷拉下脑壳，一只只提出去扔掉的；它们的模样都刺在她的心上。她看着它们出生，喂着它们长大，又亲手将它们的尸体处理掉。活着的鸡们代替我和妹妹一天天陪着母亲；它们“叽叽喳喳”“咯咯咯咯”地同母亲说话，聊家长里短。我得好好感谢它们，在那几百平米的大屋子里，屋前屋后，日出而鸣日落而归，总是对母亲不离不弃，听年迈的母亲使唤。它们也成了她的儿女，暖了她的寂寞同时，也一分一分掏空了她的心。

母亲住院的第二天我就回家去喂鸡，割屋西侧的红苕叶，一只手抓着苕藤，用镰刀一刀一刀地割，专挑那些入眼的好看的嫩叶子。第一天我割了三分地，才弄到稀稀松松半水桶的货。打开围墙门，一只大黄鸡就抻着头往外挤，我毫不客气地用桶将她挤了回去，我比鸡更霸道。然后我将桶里的叶子洒在地上，兴致盎然的看它们争抢，有的叼一根就往一边跑，那一瞬的时速不比受惊的兔子慢。有一只鸡体格强壮，“嗖”的撺在前面鸡的背上，伸着脖子尖着嘴啄，它脚下的鸡一个踉跄，差点跪下去。我毫不客气虚空一脚飞去，我很不喜欢倚贵欺贱、恃强凌弱的生物，何况牲畜。那么多的苕叶，用得着这副德行吗？真是长着鸡眼的鸡。

然后我摸黑从楼梯间大坛子里，舀了半锑瓢的苞谷，苞谷也是母亲喂养出来的，没我什么事。仔细地想想，好像老家的一切都与我没什么关系，除了母亲以及那些不需要我操心一丝一毫的乡里乡亲，一些事物。回去喂鸡前母亲才告诉我苞谷的藏身之地，一共多少只鸡是第三天我从鸡窝里捡了六只鸡蛋，兴奋地对她讲后，她才一五一十告诉我她的鸡，大鸡，小鸡，母鸡，公鸡。用右手掰着吊着的左手指头，五个一轮，条理清晰，没有遗漏。

就这样我每天回去一趟喂鸡捡蛋，隔三差五点点鸡头，往槽里添水，顺便撒一撮我上个月为母亲淘购的“荆防败毒散”。国庆假我割完了一块地的苕叶，我又开始割屋右边土里的，那土实际上是一溜坡地，逼窄狭长，挤在路和枇杷树杂草之间。我每天得从地里要半桶食，喂母亲交给我的十七只鸡。母亲不放心我，特别是下雨的天，总是舍不得我跑几里路，说鸡隔一天回去喂，不用天天跑。我知道她是担心我受累，被雨淋着，我比她的鸡重要，虽然是那些鸡一直陪着她，谈天说地。母亲也一定在它们面前经常说起我，说起有工作的儿子，如果母亲知道我还写她永远不认识的文章，还凑成一本本的书，不知道她会多么自豪，笑得多么灿烂地给她的鸡们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