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老了，也越来越唠叨

文/伍兴华（四川）

　　　　　　　

　　　    

我一直不知道我没文化的妈这么唠叨，觉得自己什么都行一样。就是回家喂个鸡，都啰嗦不停，长篇累赘：记得槽槽里装满水;记得把鸡圈门的钥匙套回到那个“钢石板”上（不知道她从哪里捡回来的一个圆柱形的鹅卵石）;记得把大门多揪两转反锁了。你还未出门，后面追过来一句：“把窝里鸡蛋捡起放到冰箱上面格子里哟！”“知道。”我逃出病房，躲开她的视线所及。

难道我鸡都照顾不了吗？割一些红苕叶子，添一瓢苞谷而已。你刚进屋，头盔手套都没来得及摘下，电话又撵上了，“娃儿，记得数下鸡，大鸡十只，两个鸡公，八个鸡母，小鸡七只。别喂多了，多了会胀死——”“嗯。”我鼻孔重重地发了声，这就是我妈。

我是大不以为然的，而结局是很窘迫的。我妈的鸡在我喂养的日子里，在一个难得见到阳光的午后，一只半大鸡蜷缩在鸡圈的泥土里，冰凉僵硬没有一丝的阳气。扑棱散开的翅膀和羽毛，我猜测是被“毛狗”（我们那里把黄鼠狼叫着毛狗）之类的野物糟蹋了的。但我妈没有对我唠叨，很意外的只悠悠地说了一句：“死了就死了，狗日的毛狗。”再不多言，也不再提。不几日，又一只半大鸡萎缩在墙角，苞谷粒滚在眼前也懒得动嘴，我提了提它的翅膀，一松手，它跟着又矮了下去，勉强地啄了一粒苞谷。再也飞腾不起来，跳到我手上的瓢中，努力地绷着身子，伸出尖尖的喙，亟不可待地抢食。我害怕它再没了，把它放到腿上，右手稍稍带力地捏住它的双腮，用瓷勺的把子撬开它的嘴，灌下去我所能找到的鸡药，然后单独放在一边，为它点亮一盏灯。它依然蜷缩着身子，耷拉着头，眼前一堆的苞谷和一碗的水，它没有多看一眼。我出门前，又多看了它一眼，默默地为它祷告一番，除了这些，我无能为力。

第二天，我借车送吵得心烦的我妈回去养两天。我没有进门，赶回单位。我妈后来说，鸡死得梆硬了，屋里灯怎么亮着？灯是我亮着的，但没有开启生命通道，鸡还是死了。

我妈没住进医院前，好像没这么老，也没有这么多话。“我看到的，那车子硬是生生的把我们挂倒的。路边检查的特警过来后，车子驾驶员才下来，”我妈说，“遇到鬼了，那天不上街理发就好了，再也……”这个片断她对我三天说了五六次，我已经能够一字不差，连语气都能像她一样夹杂着委屈重复出来。“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事情出都出了！”我已经很烦她的唠叨。我妈以前不是这样的，十天半月没事不会给我打一个电话。我们之间通话主要是她的菜，没用农药化肥的莴笋、白菜、上海青、菠菜、萝卜、苦瓜、丝瓜……地里出来什么就托人给我带什么，放在单位门卫室，然后再嘱咐我下班后记得去拿。但很少有超过六十秒的，我和我妈之间有代沟，年龄的沟，文化的沟，思想的沟，所以要说的很少。她沤臭的肚子话，我文绉绉的知心话，都从没给对方说，单独相处的时候，她发呆，我看手机。在医院这样，以前回家打一网坐着喝口开水的工夫都这样，我和我妈，说不拢，最好的相处就是相对无言。

“我明天不输液，手都输痛了。”六十八的妈像小孩一样，怕疼。我很不屑，不语不睬，液还得输。“别人家的红苕都挖了，油菜也栽了，豌豆也点了，我得回去几天……”“那田边的冬瓜，横七竖八的，蒂把死了的得摘回去，不然要烂……”我知道要烂，已经有两个莽冬瓜烂在地里，快溶了。但从田埂到路边有近十米，那么多又大又重毛乎乎的冬瓜我才懒得弄，也不值几个钱，况且比冬瓜重要的事太多，哪里顾得上它，由它呗，烂在地里也不亏，还可以肥明年的地。“我问了医生，可以照片看取不取得夹板了，你带我去照。”我妈是个假洋盘，一个人只能在那一层楼中活动，楼里再闷楼外阳光再好，都不敢从七楼下去，没人陪不进电梯，走楼梯又累不下来。只有和同病相怜的病友，还有服侍病人的老头老婆婆，摆些农村的龙门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