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年关
将至岁末，中国人总习惯叹“年关”，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发认同“年关”的说法了。
对于在父亲眼里样样不及格的我来说“过年，如过关”。这首关要从大年三十开始。尽管已经有几年贴对联的经验了，大门两边的柱子也从未改变过，父亲却依旧免不了提醒我一句“联头对齐第一块瓷砖的底线”。我调整对齐后，一手按住对联，另一只手去接胶带，正准备贴时，一声“对齐！”我的心不禁一惊，仔细一看，才发现联头斜了一点，重新对齐后，听到一声“贴”，我才战战兢兢地完成了贴的动作。固定了好联头，剩下的工作就简单多了。贴完上联，我赶忙把梯子挪到柱子左边，正准备爬梯子时，父亲阴沉着脸说：“我上去贴，你下面给我递胶带就行了。”他叹了一口气，爬上了梯子，接过对联，调整对齐后，命令我递给他一段胶带，迅速贴好了联头。贴完下联后，父亲再次让我贴横批，在他的指挥下左左、右右、上上、下下一番折腾后，终于贴好了横批。贴完对联后，父亲提出两个灯笼让我挂在柱子两边。挂灯笼本没有什么难度，我挪动梯子，迅速挂完左边，挂右边。挂完后跳下梯子，不想父亲又爬上梯子，他把灯穗理顺，摆弄着力求把灯笼挂的最端正。挂完灯笼后，父亲退后几步，看看对联和灯笼，长叹一声“唉”，拍了拍手，就进门了。
三十过了，就是初一到十五的各种走亲访友拜年。高中时，常以复习备战高考为借口躲过这一关，自从考上大学后，就再也躲避不了。拜年的内容对于我来说基本不变。三舅家的腊肉依然如我儿时般咸苦；姑父的那个国防科技大学的外甥是我年年回避的对象；去姐姐家是唯一能让我舒心一点的地方。当然，过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内容和主题都集中在“酒”上。对于酒，我的认识无非两点。第一点，餐桌上的酒。从过去的西凤、杏花村、五粮液，现在发展到了茅台。奇怪的是，酒的品质在提高，大家的酒量在下降，醉得越来越快。第二点，小时候敬酒，我得跪着酒杯举过头顶给长辈敬，长大了现在换站着了。但站着敬酒对于我依旧是一大挑战，首先给谁敬酒？其次每年各种不知名不知辈分的人怎么称呼？最后就是以上两项弄错后，迎接父亲的一句“都这么大了，连这点小事都不懂，你能干啥啊！”
春节的夜是难熬的。父亲的应酬有很多，喝醉了晚上开车回家是常有的事。听到他停车的声音时，我那悬着的心，才放下来。父亲与我的话并没有多余的话，除了喝醉酒后。我已经猜到，接下来的事情了。母亲拉扯着他，要他去睡觉。他嘟囔着说，要与我聊两句。我紧张地思考着应该如何去回答他的问题。但是近两年，总有一个问题是我无法回答的，父亲的一句“你告诉我，你能干什么？”让我痛苦万分，也使我们的谈话陷入僵局。我设想了最坏的结果来使自己镇定，但房门开的那一刹那，我的后背跟着就涌出冷汗。父亲并没有进门，只是站门口看着我说：“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我希望你走出大学时，能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男人。”说罢便拉上门，我听见他与母亲又说了几句话，剩下的就只有雷鸣般的呼噜了。
幸运的是，今年学校收假较早，使我不必熬到十五过去了，才算结束“年关”。初十早上，父亲开车送我去车站，原本20分钟的车程，由于一路上结婚送亲的车辆很多，导致交通拥堵。走走停停40分钟才到县城边，我一看时间，着急对父亲说，还有七分钟就发车了。父亲只是说：“足够了。”换挡后，灵活地超过前面几辆车。进入县城后，一路上幸好没有堵车，也没有遇到红灯。到了车站门口，我正准备开门下车时，父亲说：“别急！”他直接把车开进了车站停车场，停下了西汉大巴的旁边，帮我取下行李，放到行李间。我检票上车找到位置坐下，往窗外看父亲走否，没想到父亲正抬着头一个窗户一个窗户的找我，好像有什么事要向我交待似得。看到我后，他向我挥了挥手，我笑着也向他挥了挥手。我诧异地发现四十八岁的父亲，头上竟然多了许多白发，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可一直是一头油黑的头发啊！车子发动了，父亲的白发渐渐在我眼中模糊了。
车子向北驶去，我心中原本那份逃脱“年关”的迫切和喜悦，却不知道为何渐渐消散了。父亲的叹息声和责问声在我耳边回响起来，心里恍惚明白了，其实过年，对于父亲更如过关。想到这，不免泪水要流下来了。怕被旁人看到，我侧面向着车窗。
望着外面荒凉的大山，眼前又浮现出父亲的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