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逝的美丽乡村 ——我的家乡新寨则村

 

 

寨子文化及其战事

 

新寨则，原解家堡乡西南边界的一个行政村，西接高家堡镇，南邻原乔岔滩乡，其名“寨则”实应书写为“寨子”。“寨”专指防守用的栅栏，同城、堡、屯等，通常用来形容旧时驻兵的营地、村庄等。就村名来看，新寨则村必定有关于某时期战或乱的故事。

 

 

 

新寨则沟依水呈南北走向，村子靠山接水，却不似我市中南部丘陵沟壑区大多数村庄那样山高沟深般狭长，可能受力于东邻村暖水沟水的长期冲刷，东西土山高而缓，两山间距视觉较为开阔，宜居之地自然而成。就在东西两山顶端，旧时先后各存在过一个寨子。

 

历史上，陕北地区堡寨兴起主要在北宋时期，在同西夏政权的长期斗争中，无论是防御阶段还是进攻阶段，修筑堡寨始终是边防要务，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可谓空前绝后。北宋陕北堡寨分布的东起点即为河东路麟州（治今神木市北）、府州（治今府谷）、丰州（治今府谷西北境）、晋宁军（治今佳县）一线，大大小小的堡寨鳞次栉比。据统计资料显示，榆林市其中9县1区已经发现并确认为北宋时期的城堡寨有31城、37寨、6堡。我们无法确认新寨则的“寨子”是否起源甚至修筑于北宋时期，但若结合“择要地兴废垒，加筑新城，强化点式防御，并且逐点向前推进，逼夏人后退”的北宋作战战略，考察北宋时期陕北地区堡寨兴起的原因，除了复杂的军事因素外，收复失地、安辑边民、从事生产、解决前线粮食补给问题进行的屯田、护耕亦不容忽视。也就是说，最迟从此时始，北宋百姓、边民已在包括河东路麟州在内的众多堡寨及堡寨之间互相照应的区域从事生产生活，至少安全防卫及生产需要的堡寨文化从此开始走向成熟。

 

新寨则西山百十年来都被村民称为“寨子坬”，“坬”在神木方言里表示高的土堆、山坡。西山坡上的路，在2000年代以前，几乎是村里通往山的那一边（高家堡）的唯一的路。在坬缓冲地带，一堵黄土夯实过的土墙常年树立在路旁，土墙一侧接着道路，其他三面都是悬崖，绕过土墙，现存大约为200平米的开阔地，地上偶有几棵树木，草林里稀疏地裸露着若干堆墙建房般大小的石块。据上几代老者相传，这个土墙与悬崖环绕形成的开阔地，是早时主要用于躲避回民暴乱修筑的寨子。

 

清同治元年（1862年），陕西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回族人民反清仇杀汉人的武装斗争。据《神木乡土志》记载：同治六年，回逆将领蓝五等400余众，由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县）经榆林窜入神木境内，掠取高家堡东南六十里的张家兴庄（原太和寨张兴庄村）-张家新寨（新寨则村）-关家崖窑（关崖窑村）一线的村落。细心的人会发现，这一线“巢穴”对高家堡已形成东边的封锁线，高家堡将会是下一步掠取的目标，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高家堡时正殷富，神木之首镇也”。绅民为保卫高家堡，向五胜旗(今内蒙乌审旗)请了百余骑蒙古兵驻堡，十月十一日协防蒙兵及民团500余人出击回乱队伍，将其赶至石窑陂（原解家堡乡东边界），不幸的是神木守备王殿元率兵200人加民团百人出击追逃时却大败，守备王殿元、民团领导王二芝阵亡。正是因为这400余回乱队伍的掠杀取得“成功”，第二年正月，回军将领马致和率数万回军连破高家堡、解家堡、柏林堡直至神木城，焚掠一空，大肆烧杀，死难万余。从这段史料不难看出，无论是作为掠破高家堡的封锁线，还是在连破高家堡、解家堡、柏林堡的动乱路线上，新寨则都是回乱掠杀的主要对象和重要据点。在这样动荡不安的时期，出于安全防卫和生活的需求，加上北宋以降逐步发展形成的堡寨文化，百姓往往以家庭家族聚居的形式，或乡绅召集、出资，修筑寨堡，动用民间力量，以防御暴乱。事实上，不到半年时间回乱能在高家堡-解家堡-神木城肆掠滥杀，新寨则西山的寨子不可能是当时政府动用官方力量修建的防御工事，乡绅百姓也无力量在短时间内负担，因此，极有可能是宋明两朝遗留下来经乡绅村民临时修缮加固的，这从该寨子选址上可见端倪。据村民介绍，因寨子临水一侧在解放后大生产时期人工更改水道冲刷和打造水地园子引发山体塌落，造成寨子面积大减。可以想象，三面临崖、环水，背护村庄，只有寨口连接着极可能是当时通往高家堡的唯一道路，完全符合“高山结寨”、“据险自保”、“控扼要道”的军事防御要领。从寨子大小和现仍存有较大块石头来看，应属于“村寨分离”型防御，暴乱回民前来掠杀时，即躲入寨子避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