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散文之乐享余年

林语堂散文之乐享余年

据我的见解，中国的家族制度大概是对老者和幼者的一种个别准备的布置。因为童、幼、老三个时期须占到人生岁月之半，所以幼者和老者都应当心使他们过满意的生活。其中幼者虽因不知人事而比较不会自己当心自己，但对于物质的享用，则其需要不如老者那么深切。
 
　　小孩对于物质供给的缺乏，往往不太有感觉。所以贫苦人家的孩子常和富家的孩子一样的快乐。他因没有鞋穿而赤脚，但在他未始不是一种舒适。而在老者，则赤足便觉得十分难受了。这是因为幼童都较为充满生气。他有时虽也知道忧虑，但一会儿便会忘却。他不像老者那般并没有钱财观念，他有时也会收藏几张香烟里边的赠品券，但他的目的不是积财，而是想去调换一支气枪。老年的人便与此不同，而去收藏自由公债了。
 
　　这两种收藏举动在意趣上是不能做比较的。其理由是：因为幼童不像成人那么受过生活的压迫，他的个人习嗜尚没有形成。他喝咖啡并不一定非某种牌子不可，无非是有什么吃什么。他并没有什么种族偏见，他的思想和概念都尚没有固定的轨道。所以老者比幼童更需要他人的帮助，这事好似很奇怪，但其原因则是因为老者的恐惧心较为明显，欲望较为无限制而已。　　　　
　　　　
　　中国人在上古时代已有优视老年人的意识。这种意识我以为可以比拟西方的武士精神和优视女人习惯。其实这种举动也可以称为武士精神。孟子所说：“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即表示一种优良政治的最后目标。孟子又列述世上四种最困苦的人为鳏、寡、孤、独。他说，第一第二两种应由一种政治经济的安排方法使他们男婚女嫁，各将其偶。他对于孤儿的处置没有提起，但当时已有养老院的设立，而育婴堂也是各时代都有的。不过人人知道养老院和育婴堂终不足以替代家庭一般的感觉，都以为只有家庭能给老年和幼童以一种相当满意的供给。小孩子自有父母爱护他们，可毋庸细说。
 
　　不过晚辈对于长辈的孝养，则正如中国的俗谚“水往低处流”那句话一般，不像长辈爱小辈那么自然，而必须由文化去培植出来。一个自然人必会爱他的子女，但只有受过文化洗礼的人才会孝养父母，敬爱老年。这个教训到现在已成为大众所公认的原理，并且据有些学者说来，能得孝养父母的机会已成一种权利，而为人所渴望的了。父母病的时候未能亲侍汤药，死的时候未能送终，已被中国人视为终身莫大的遗憾。官员到了五六十岁尚不能迎养父母，于官署中晨昏定省，已被认为犯了一种道德上的罪名，而本人对于亲友和同僚也必要时常设法解释他不能迎养的理由。从前有一个人，因回到家里时父母死了，即不胜悲憾，说了下面这两句话：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　　　　
　　　　
　　我们应该可以假定如果人们能过一种诗意的生活，他就会拿晚年当做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代。他非但不会再畏惧老年，而且反将希望这个时期早些来临，当它是一生中一个最美好最快乐的时期，而时常来先预备去享受它。我将东西两方的生活拿来做比较的时候，觉得两者之间虽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绝对不相同的实在只有这个对于老年的态度这一点。这态度在东西两方绝对的不同，而且区别分明，毫无折衷调和的余地。两方对于性，对于女人，对于工作娱乐和成就，在态度上虽是不同，但其不同之处都不过是相对的。例如：中国的夫妻之间的关系和西方的夫妻关系，根本上没有什么很大之分别。即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此外如对于个人的自由、民主制度、人民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等等的观念，实在也并没有什么极大的不同之处。但对于老年一事的态度，则两方的态度竟绝对的不同，所持的见地竟绝对的相反。这一点在向人询问年龄和说出自己的年龄时，就可以极明白地看出来。中国的习惯在拜访生人时，问过尊姓大名之后，接下来必问他贵庚。如对方很谦虚地回说只有二十三或二十八岁，则问者必以“前程远大后福无量”一语去安慰他。但那人如回说已经三十五或三十八岁，则问者便会表现尊敬的态度，而赞他好福气。总之所回报的年龄越高，则所受到的尊敬越深。如答话的已经五六十岁，则问者必低声下气地以晚辈自居，表示极端的尊敬。所以凡是年老的人，如可能的话，都应该到中国去居住。因为在那里哪怕是白发龙钟的乞丐，他讨起饭来也比别人容易些。
 
　　中年的人常希望快些过他的五十岁生日，得意的商人和官员常大做四十岁的生日。但是五十岁生日，即所谓年已半百，更为人所重视。以后每隔十年必做一次寿，六十岁的生日比五十岁更快活。七十岁的生日比六十岁更快活。如能做八十岁的生日时，更将被人视为得天独厚。颔下留起长须来，是祖父一辈人的特权。没有到这资格的人，例如还没有孙子或年龄未过五十者，如若留须，常会被人背后讥笑。因此，年轻的人也都喜学做老成持重，抱着和老年人相同的见解。刚从中学毕业的少年书生，已在那里写“青年应知”和“青年应读”等类的文章，并以为父母者的态度而讨论青年的堕落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