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人见田骈,曰:“闻先生高议,设为不宦,而愿为役。”田骈曰:“子何闻之?”对曰:“臣闻之邻人之女。”田骈曰:“何谓也?”对曰:“臣邻人之女,设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则不嫁,然嫁过毕矣。今先生设为不宦,訾养千钟,徒百人,不宦则然矣,而富过毕也。”田子辞。
有个齐国人去见田骈,说:“听说先生道德高尚,主张不能入仕途为官,一心只求为百姓出力。”田骈问:“你从哪里听来的?”那人答道:“从邻家女处听来。”田骈问:“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那人说:“邻家之女立志不嫁,年龄还没到三十岁却有子女七个人,说是不嫁吧,却比出嫁更厉害。如今先生不仕,却有俸禄千种,仆役百人,说是不做官,可比做了官还富有呀!”田骈表示惭愧。
在道德至上的中国,清高的言行必然会带来美誉,道德上的作秀充斥官场。于是乎众多善于作秀的政客,鱼目混珠、虚伪的扮起道德完人的角色。其实在政治上最要不得的就是清高和矫情,政治的标准是功利和实效,而清高之人忙于一些虚的东西而损害了实际的效用,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虚伪透顶,影响的是事情的效率和国家的利益。大厦将倾时的晚清清议派标榜民族大义,自命清亮气节,对外国一律排斥,而且敌视对外折冲樽俎、变通妥协,对内变法自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革派,结果刚毅等清议派与慈禧太后竟然与义和团结合在一起,固步自封、盲目排外,最终导致旷世外辱、仓皇西逃。他们只能代表历史的落后势力、是文明的倒退,对国家的富强毫无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