谓秦王曰:“臣窃惑王之轻齐易楚,而卑畜韩也。臣闻,王兵胜而不骄,伯主约而不忿。胜而不骄,故能服世;约而不忿,故能从邻。今王广德魏、赵,而轻失齐,骄也;战胜宜阳,不恤楚交,忿也。骄忿非伯主之业也。臣窃为大主虑之而不取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故先王之所重者,唯始与终。何以知其然?昔智伯瑶残范、中行,围逼晋阳,卒为三家笑。吴王夫差栖越于会稽,胜齐于艾陵,为黄池之遇,无礼于宋,遂与勾践禽,死于干隧。梁君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后子死,自布冠而拘于秦。三者非无功也,能始而不能终也。
“今王破宜阳,残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国,徙西周之疆,而世主不敢交阳侯之塞;取董棘,而韩、楚之兵不敢进。王若能为此尾,则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王若不能为此尾,而有后患,则臣恐诸侯之君,河、济之士,以王为吴、智之事也。
“《诗》云:‘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此言末路之难。今大王皆有骄色,以臣之心观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韩以拒秦,四国之兵敌,而未能复战也。齐、宋在绳墨之外以为权,故曰先得齐、宋者伐秦。秦先得齐、宋,则韩氏铄;韩氏铄,则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齐,则魏氏铄;魏氏铄,则秦孤而受兵矣。若随此计而行之,则两国者必为天下笑矣。”
有人对秦武王说:“臣私下十分疑惑大王何故轻视齐、楚,而且待韩国就象对待奴仆,极不礼貌。臣听过这样的话,胜而不骄是王者作为,败而不忿是霸主胸襟。胜而不骄,故能服众;败而不忿,才能与周围和睦共处。现在大王很看重和魏、赵两国的关系,不惜广施恩德,可却淡薄与齐国的交往,这可是骄傲的表现;取得宜阳大捷,就疏远楚国,这是忿怒的原因。骄忿难以成就霸业,臣私下认为大王应当加以深思,不该这样做。《诗经》上说:‘做任何事情总有个开头,但是很少能做到善始善终。’因此先王要特别注重善始善终。
善于纳谏有无穷的功效,作为身居高位者,可以通过忠谏大臣这面“人镜”来看到自己的缺陷,使自己能反省进取,作为大臣,看到君王虚心纳谏就会在欣慰之余,更加有积极性为君王出谋划策甚至肝脑涂地。古往今来,能够直言进谏者无一不是忠心为国的正直之人,而那些说好话或者不说话的大臣,实际上都是自私自利、不为国家着想的平庸、奸猾之辈。我们要想使自己进步,使自己的事业发展壮大,就一定要虚怀若谷、善于听取他人的批评和忠告。这位无名说客指责秦王外交政策失误,并指出秦王在个性上的缺陷,要求其应该“胜而不骄、败而不忿”,并且指出谦虚谨慎、贯彻始终尤其是坚持住后半段、坚持到底才是真正的胜者本色、英雄本色。在进谏之后,又给秦王的外交政策献上良谋,指出秦楚之争其实最终取决于第三国,第三国才是政治决胜的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