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王死,太子在齐质。苏秦谓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东国。”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则是我抱空质而行不义于于下也。”苏秦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谓其新王曰:‘与我下东国,吾为王杀太子。不然,吾将与三国共立之。’然则下东国必可得也。”
苏秦之事,可以请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东国;可以益割于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恶苏秦于薛公;可以为苏秦请封于楚;可以使说薛公以善苏子;可以使苏子自解于薛公。
苏秦谓薛公曰:“臣闻谋泄者事无功,计不决者名不成。今君留太子者,以市下东国也。非亟得下东国者,则楚之计变,变则是君抱空质而负名于天下也。”薛公曰:“善。为之奈何?”对曰:“臣请为君之楚,使亟入下东国之地。楚得成,则君无败矣。”薛公曰:“善。”因遣之。
谓楚王曰:“齐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观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东国也。今王不亟入下东国,则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齐奉己。”楚王曰:“谨受命。”因献下东国。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
谓薛公曰:“楚之势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请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谒之君,以忠太子,使楚王闻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于楚。
谓太子曰:“齐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请割地以留太子,齐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资齐,齐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齐。楚王闻之恐,益割地而献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
谓楚王曰:“齐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挟太子也。今已得地面求不止者,以太子权王也。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齐无辞,必不倍于王也。王因驰强齐而为交,齐辞,必听王。然则是王去仇而得齐交也。”楚王大悦,曰:“请以国因。”故曰可以为楚王使太子亟去也。
谓太子曰:“夫剬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齐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见矣。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图之。”太子曰:“谨受命。”乃约车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
苏秦使人请薛公曰:“夫劝留太子者苏秦也。苏秦非诚以为君也,且以便楚也。苏秦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灭迹也。今劝太子者又苏秦也,而君弗知,臣窃为君疑之。”薛公大怒于苏秦。故曰可使人恶苏秦于薛公也。
又使人谓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苏秦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苏秦也,割地固约者又苏秦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苏秦也。今人恶苏秦于薛公,以其为齐薄而为楚厚也。愿王之知之。”楚王曰:“谨受命。”因封苏秦为武贞君。故曰可以为苏秦请封于楚也。
又使景鲤请薛公曰:“君之所以重于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齐权也。今苏秦天下之辩士也,世与少有。君因不善苏秦,则是围塞天下士而不利说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苏秦,而于君之事殆矣。今苏秦善于楚王,而君不蚤亲,则是身与楚为仇也。故君不如因而亲之,贵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苏秦。故曰可以为苏秦说薛公以善苏秦。
楚怀王死在秦国时,太子还在齐国充当人质。苏秦就对担任齐相的孟尝君田文说:“阁下何不扣留楚太子,用他与楚国交换下东国之地呢?”孟尝君说:“不能这样做,假如我扣留楚太子,而楚国另立新君,人质便失去了挟持的价值,反而落得不义之名。”苏秦说:“不对,楚国一旦另立新君,阁下大可以挟太子以逼新主:‘如果楚能割下东国之地与齐,我就为大王杀掉太子这个第一政敌,否则我将联合秦、韩、魏三国共拥太子为君。’这样下东国之地必能到手。
苏秦在齐、楚两国间来回游说、互相借重,几个来回,使自己谋取了巨大的好处。苏秦看起来好象作了个齐、楚两国间传令兵的角色,实际上他传的话都是或威胁、或利诱、或哄抬自身。先期他用祸患威胁使楚国割地、使太子逃亡,后期他用利益、敌对方的器重来使自己在两国中越来越显贵。在这里,其威胁的游说方式和借重敌方哄抬自身的方法很值借鉴。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故胁人以害,使其为避免危亡在即的祸患就可以就范我方的如意盘算。威胁是动用暴力等极端手段前的通牒或者虚张声势,威胁也是施行说理、施恩和其他仁政时必需要同时准备的手段,威胁用得逼真恰当,就可以轻易达成目的。苏秦的过人之处还在于看到楚王诚惶诚恐,就觉得威胁的作用超过了想象的程度,而向对方要求的砝码就继续加重。他这种揣摩对方,控制对方的能力何其毒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