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九忠

姚九忠（散文）
——故乡人物系列
沙月
 
准确地说，姚九忠的家乡和我的故乡根本不在一起，甚至连陕西渭北都不是。他的故乡在山东菏泽——那是一个民风尚武强悍、草莽英雄辈出的地方。
我是必须要把他列入我的故乡人物的，而且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不是因为我们的交往场景集中在我的家乡，也不是因为他一生可能的重要节点在我的家乡，而是因为姚九忠的确是个人物，姚九忠的确是我此生最为重要的师长之一。
我们相识在“文革”后期。
1973年，我已经在离家15里地的庄里镇高中上学上高中一年级了（“文革”期间，只有我们这一届凭自己本事考上高中的。其他各届，都是“推荐”的那些所谓的“根红苗正”的孩子）。国家每个月补贴的18斤粮食吃不饱，每个周六，我们住校生必须步行回家“背馍”（即背上家里准备的馍馍红薯咸菜等食物帮衬着填饱肚子）。
那年春季的一个周末，我回家背馍，听家里人说，村子里兵营里押解来一名军队上的“犯人”，很厉害的。“犯人”?还厉害？厉害什么呢……我很好奇。轻易地就打听到了，那个军队“犯人”叫姚九忠，能写绘画，一身武艺，还是个军官什么的。有时候被当兵的押着到村子里散步，看见老人妇女们挑水他会毫不犹豫地帮着他们挑水，看见乡亲们干农活他会毫不犹豫地帮着他们干农活……我有点糊涂了：分明是个好人啊！怎么会是“犯人”呢？“犯人”会这么好啊？……
我惦记着这个莫名其妙的“犯人”。再次回家背馍，乡亲们已经改口叫他“老姚”了，关于“老姚”的说法就更多了，老姚带着礼品去看望北窑的大妈啦，老姚给郭六家画的画儿跟书店里买得还好啦，打乒乓球北村的余粮打不过老姚啦……姚九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啊？起码我得看看他长什么样啊。星期天上午，在兵营活动室，我终于看到了正在和北村余粮打乒乓球的老姚的真相：四十来岁，个头不高，浓密的长发，瘦削却棱角分明的方脸，宽肩膀，颧骨外张，浓眉，眼光凌厉，很有神。他走路双脚微微内扣，是练武人的走路习惯。
第二次见到老姚，是在北窑大妈家里。北窑大妈是我的一个远房本家，大妈的儿子叫昌运，在县委工作，和老姚关系不错。多个周末，昌运哥回家，都要邀老姚去家坐坐。机会不容错过，我把想结识老姚的想法和昌运哥说了。昌运哥答应了，给老姚介绍了我，说我痴迷看书喜欢写作等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断断续续地知道了老姚的一些遭遇：他在西北的一个大军区工作，团职军官，主要做一些宣传工作，被诬陷后看押在我们这个小兵营里。的确这样的，他穿着四个衣兜的军装（当时，军队干部穿四个衣兜军装；当兵的只穿两个衣兜的），领章帽徽齐全的。特别叫我惊喜的是，我知道了，他出过诗集，发表了很多很多的摄影作品，押来我们金盆村小兵营时，他的行李主要是摄影作品的底版和大量的书籍。在我们那里，我当时爱书是出了名的。撇开别的不说，仅仅是为了看书一点，结识老姚也是很值得的。老姚邀我，等假期了去他那里看书，我受宠若惊地一个劲点头。
很快的，暑假就到了。渭北旱塬区的暑热是干燥的，干热风吹得人人心情烦躁。我却显得十分快活，生产队里出工不要我们这些孩子的。按照事先画好的“野草分布地图”，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匆匆打好家长安排的饲草，然后到南沟里去凫水，到箭杆岭上的野草丛里去捉蚂蚱，到大椿树地下抓“花媳妇”，爬上槐树桐树捉知了。
老姚托人叫我去他那儿，这确实让我意想不到。
其实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兵营里老姚所住的那间砖箍窑洞里，四五个大书柜满满当当全是书，当时看得我眼睛直了。
老姚招呼我坐了，我把自己稚拙的作品拿给他看，心里颇是忐忑不安。
老姚看得很认真很仔细。看罢稿子，他温和却不乏严肃地对我谈起文学创作的事情，期间拿了他的报告文学集子给我看，多次谈到说我还需要多读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最后问我有什么要求，需要看书就尽管开口。在那个书籍奇缺的日子里，在那个动辄“因书获罪”的世时代，他竟然冒险对我说那样的话。我恳切地说，姚老师，你就安排我读书吧。老姚说，那好。就找出十多本书来，大约一尺多厚的，递给我说，先从英国文学开始。这些是“英国文学之父”乔叟的作品，你先看着，看完后给我送来。老姚又严肃地说，送书的时候我要考你的哦，记住，要做笔记，要有自己的真实体会。我当时那种兴奋是难以描述的，我只是使劲点头，使劲憋住不让自己兴奋得发狂。
那段时间的读书真是拼命。白天做点家里活路，空闲就读；晚上差不多都要读书写笔记到凌晨三四点钟。杨垚沟畔那孔土窑洞里摇曳的墨水瓶做的小煤油灯，肯定是这个乡村暗夜里最晚的一点亮光。
不到十天时间，我看完了乔叟。送书时和老姚谈了好久。他很满意，表扬我会思想。随后又给我安排了看狄更斯，看托马斯哈代，看莎士比亚……随后是法国文学，是俄国文学……
开学了，我依然是每周一次，汇报，拿书，看书，笔记——前前后后我总共读了大约3000多本外国作品。
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1975年春老姚又一次被严管而失去自由。
老姚失去自由的时候，我刚刚高中毕业回乡。
银盆村兵营里的大喇叭反复播放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曲，呱噪得叫人心烦意乱。
此前老姚有人身自由的时候，村子里的年轻人经常去兵营里玩耍。这会不可以了。兵营大门禁闭，哨兵很是严肃。老乡们是进不去了，我也没有办法跟老姚见面。
老姚的消息只有听人说了。
听说，老姚每天晚上被审讯。隔着围墙，村里有人听到了里面抽打声，叫喊声。兵营围墙外是通往北村的土路，路那边是庄稼地。一天晚上，我约了几个年轻人去看看究竟怎么回事。我们在庄稼地畔偷听着，果然，他们在审讯老姚。老姚嘶哑地大胜争辩着，“你们凭什么这样对待我？我的军籍还在！我还是一名军人！……”那声音听得叫人心碎，更何况对于正值血气方刚的我们。我实在压抑不住心中怒火，就跟伙伴们商量决定，拿石头砸！于是，我们找了石头，一起往里扔去，只听到一阵“稀里哗啦”的玻璃破碎声响，夹杂着慌乱地人声。我们赶紧钻进庄稼地里跑了。
老姚的父亲来探望他的故事，我没有亲眼看见，但听在场亲眼看见他们父子相见场面的乡亲们含泪说起，那是很悲壮很悲壮的：那个初冬的清晨，银盆村兵营大门口来了一辆吉普车，车上下来一位披着棉军大衣的精神矍铄的老人。他满头银发，笔直地站在那里。随后，几个当兵的押着已经戴上脚镣的老姚出了大门，来到老人身边。没有问候，没有寒暄，甚至于摸也没有摸对方一下。看门见山。只听老人朗声问道：“你有罪吗？”面容苍白憔悴的老姚回答：“我没罪！！！”老人说：“那就相信党好了!”说罢，老人一转身，朝随行的几个军官模样的人一挥手，表情冷峻地上了车。车子卷起一阵尘烟，走了。老姚呆立片刻，被当兵的带回去了。后来我才弄清楚，老姚的父亲是一位抗日英雄，解放以后在山东某地担任地区级领导职务。
1976年10月以后，老姚恢复了人身自由。我当时已经调到离家较远的一个叫做石窠的地方去做初中教师。一有机会，我便去看望姚老师，把自己发表了作品给他看。看着我的进步，他显然很是高兴。又热心教我摄影，把他的120相机借我去拍照。不久，他恢复了团级干部职务，似乎是更忙了。
大约是在1978年底，中越关系日益紧张。没过几个月，中越自卫还击战开打。老姚便悄悄地离开了我们村的小兵营。可能是牵扯到军事秘密吧，老姚没有告诉任何人，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只是在离开的前一段时间，他送了我一张黑白照片，告诉我照片上的四个人中，除了他，还有诗人朱春雨，军区程政委等。
我得知姚老师离开，已经时隔一个月了。
我急急忙忙四处打听，最终也没有他的消息。传言，有的说他自愿报名去了前线，有的说他官复原职后回了军区，有的说他复员回了老家……
后来多少年里，打听他的下落一直是我不懈的努力，但至今杳无音讯——
每每想起姚老师，我常常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朦胧：清冷的月光下，深山大石旁，坐着一位清行高古的中年人。他在忘情地弹奏古琴，时而激昂，时而悲怆。他的背影，随着曲子的情绪俯仰变幻。突然，裂帛似得一声绝响，琴弦凸断……
月光散漫，山泉淙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