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和谁争我都不屑

杨绛，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这首由杨绛翻译的兰德的诗，也可以看作她一生的写照。

　　看老年杨绛的照片，脸上自然而然地散发着一种淡定从容的气质。很多人过了中年往往一脸戾气，那是因为承受了太多的苦难，杨绛经历了那么多风霜，却始终能化戾气为祥和，岁月把她塑造成了应有的样子。

　　杨绛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种与世无争的淡泊。在这熙熙攘攘的世间，多数人都想着出人头地，可杨绛不这样，她读书写作、翻译治学，只是因为兴之所至，并没有一丝争名逐利之心。

　　她在散文《隐身衣》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可以摆脱羁束，到处阅历。她说，其实卑微是人在凡间最好的隐身衣，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文革”时期，她被发配去打扫厕所，和之前所享受的知识分子待遇，可谓一落千丈。可她并不如何沮丧，反而觉得享受到了向所未识的自由，可以见识到世态人情的另一面。她被剃了阴阳头，也不怎么伤感，还亲自动手，自制了一顶假发，第二天就戴着出门买菜。现在的人说起杨绛来，爱用优雅、知性等词语来形容她，谁能够想到，这位优雅的女子也曾经扫过厕所、剃过阴阳头呢！

　　正是因为对自身的境遇不那么敏感，所以她才能随遇而安。她一生所求不多，只希望能在动荡乱世中拥有一张安静的书桌。正是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下，她着手翻译八卷本《堂•吉诃德》，后来被称为最好的译本。

　　和许多著作等身的女作家相比，她写的作品并不多，晚年编撰文集，更是把不满意的作品全都删去。她说她并不是专业作家，只是一个业余作者，生平所作都是“随遇而作”，从散文、翻译到剧本、小说，每次都是“试着写写”，这一试，却试出了不少精品。

　　温润是杨绛性格的底色，可要误以为她是个“面人儿”，那就大错特错了。除了淡泊安宁外，她性格中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文革”时，钱钟书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下边一角贴了张小字报澄清辩诬，后来被揪出来批斗了，她还是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

　　就在前两年，一家拍卖公司要把钱钟书的书信拿出来拍卖，她立即给远在香港的收藏人李国强打去电话：“我当初给你书稿，只是留作纪念；通信往来是私人之间的事，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这件事情非常不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请给我一个答复。”杨绛生平，绝少这样疾言厉色，那次是真的出离愤怒了，还好在她的反对下，拍卖最终取消了。

　　绝大多数时候，她采取的方式并不激烈，但她始终坚守着自己的风骨。风雨飘摇的年代，很多人劝他们夫妇离开中国，他们一口拒绝了，原因是“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去外国做二等公民”。有人说她一辈子这也忍，那也忍，她撰文称，含忍无非是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

　　雨过天晴后，她提笔写了《干校六记》，无一句呼天抢地的控诉，无一句阴郁深重的怨恨，就这么淡淡地写尽了一个年代的荒谬与残酷。胡乔木评价说：“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那样的年代，孕育出了不少身上散发着温润气息的女性，后来读齐邦媛的《巨流河》，也当得起上面的十六字评语。在《将饮茶》中她写道：“常言彩云易散，乌云也何尝能永远占领天空。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

　　杨绛其人其文，给我的印象，就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哪怕漫天乌云，只要抬头看见有这么一道金边，也能给人无限慰藉，让人看到活着的尊严和希望。

　　说杨绛，绕不过钱钟书。

　　理想的婚姻应该是什么样子？在我有限的见识中，觉得就应该是钱钟书和杨绛那样，志趣相投，心性相契，平淡相守，共度一生。

　　在生于民国的诸多伉俪中，也有不少神仙眷属，像我喜欢的杨步伟和赵元任就是其中一例。但要论性情相契，几乎找不到比钱钟书和杨绛还要投机的，他们在出身、爱好、志趣、性格等各方面都十分接近，要说区别的话，可能钱钟书更露锋芒，而杨绛更蕴藉。文如其人，女儿钱瑗评价说：“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

　　杨绛在东吴大学读书的时候，以“洋囡囡”的绰号闻名全校，据传追求者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众。其实看她年轻时的照片，称不上艳冠群芳，可能是以气质取胜。那时女大学生基本身后都有一群追求者，像张兆和、许广平等，现在看来，也就是中人之姿，兴许还是因为物以稀为贵，那个年代的女大学生肯定很少。

　　这些追求者也并不都是路人甲，其中有个叫费孝通的（后来写了《江村经济》，成了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杨绛是青梅竹马，小时一起念过几年书，后来又在东吴大学重遇，于是俨然以杨绛的保护人自居，说什么凡是要追求她的，都要走他的门路。杨绛听了颇不以为然。

　　就在费孝通一厢情愿时，杨绛和钱钟书在清华初遇。两人初次见面，都忙着表明自己是单身。钱钟书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的第一句话是：“我没有男朋友。”据杨绛后来回忆，有人问她钟书少年时可“翩翩”，实际上初遇时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都不“翩翩”，打动她的，是钱钟书酷爱读书，和她志同道合。

　　正当钱杨二人鸿雁传书，感情日渐升温时，费孝通这个愣头青又来清华找杨绛了，他理直气壮地表示自己更有资格做她的男朋友。杨绛明确地拒绝了他，他还不死心，提出还要继续做朋友。杨绛直接明了地回应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

　　费孝通倒是通情达理，后来还和钱钟书做起了朋友，一同出访美国时还主动送钱钟书邮票，让他给杨绛寄信。钱钟书想想好笑，觉得费孝通和他很像《围城》中的方鸿渐和赵辛楣，是对“同情兄”。

　　钱钟书在《围城》中将婚姻比作围城，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可他和杨绛却是例外，有一次，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把它念给钱钟书听，钱当即表示，“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杨绛才气其实并不逊于钱钟书，在我看来，她的小说《洗澡》刻画世态入骨，婉而多讽，笔力不在《围城》之下，光就小说而言，结构和文笔甚至要强于《围城》。但她一直甘于站在钱钟书背后，两人在清华时，按清华的旧规，夫妻不能同时在本校任正教授，杨绛就做了兼职教授。

　　杨绛在出嫁之前，也是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名门小姐。嫁给钱钟书后，开始学着洗手做羹汤，连婆婆都称赞她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杨绛在牛津“坐月子”时，钱钟书在家不时闯“祸”。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紧”；颧骨生疔了，“不要紧”—托庇于杨绛的处处不要紧，钱大才子得以安安稳稳地读他的书，做他的学问。

　　最重要的是，她做这些时心甘情愿，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平，握笔的手拿起了锅铲，照样拿得稳稳当当、心平气和。她是真正懂得钱钟书的价值的，所以当钱钟书告诉她说想写小说，她根本没考虑到生活的困苦，而是甘做“灶下婢”。生活嘛，本来就已经很俭省了，她觉得还可以再俭省些，这样钱钟书就能不那么辛苦工作，可以专心写小说。钱钟书的小说写好后，她是第一个读者，他每天写五百字，她就迫不及待地拿过来读五百字，看着她读得大笑，他也笑了起来。

　　这是一对把精神生活看得高过一切的夫妻。两人在一起做得最多的事，就是对坐读书，还常常一同背诗玩儿，发现如果两人同把诗句中的某一个字忘了，怎么凑也不合适，那个字准是全诗中最欠贴切的字，杨绛说：“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这一幕，不禁让人想起赵明诚和李清照之间赌书泼茶的韵事，不同的是，钱杨之间，更为平淡相敬。后来生了个小阿圆，又是一个小书痴，被爷爷称为“吾家读书种子”，两人对读就变成了一家三口各自守着自己的书桌读书。

　　读书之余，这对夫妻还有些雅好，一是好喝茶，他们对立顿红茶赞不绝口，回国后有阵喝不到，还独出心裁想出了用三种国产红茶一起冲泡，终于试验出了一种类似立顿红茶的风味。二是好散步，他们称之为“探险”。他们散步，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为了观察路上的世态人情。

　　钱钟书和杨绛对观察世情是很感兴趣的，他们一家三口去小饭馆吃饭时，喜欢暗自察看周围的人，然后根据他们的表情推测出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故事。说起来很玄乎，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脑补”，如此看来，钱钟书父女都称得上是“脑补”爱好者。也许正是这种态度，才让他们在陷入困境时，仍然能偶尔抽离出去，保持着一个世情观察者的超脱。

　　钱钟书是个有几分痴气的人，这种痴气不仅表现在他不擅交际上，也表现在他的一往情深上。杨绛生下女儿阿圆后，他主张不再生二胎，理由是如果再生一个，怕分去了他们给阿圆的爱。有着这样性情的人，对相伴了数十年的妻子自然更是一片深情，结婚后他坚持给杨绛母女做早餐，红茶牛奶加面包果酱，这是他做的“钱氏”独家爱心早餐，一做就是几十年，直到他病重住院。“文革”时去干校改造时，杨绛会在大雨天独自走一段长长的泥泞路去看他，而钱钟书也会绕几段路专程去探望妻子。他在人前一次次地称赞妻子，以至于有朋友评价他有“誉妻癖”。

　　1946年初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钱钟书在自留的样书上为妻子写下这样无匹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1994年，在杨绛的力促下，钱钟书编定了自己的《槐聚诗存》，杨绛把全书抄完后，钱钟书拉起妻子的手说：“你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在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他们好不容易可以安静地相守了，可惜很快就老病相催。钱钟书和女儿阿圆相继病倒，杨绛两头奔波，心力交瘁。是什么支撑她走过来的？后来她自述：“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她是他的守护神，守护了他一辈子，钱钟书去世前一眼未合，她附在他耳边说：“放心吧，有我哪。”他终于安然而逝，留下她在世间打扫现场。在他去世之后，她全身心整理他的文集，自己也相继写出了《我们仨》《洗澡之后》等作品。

　　杨绛这一生，写过不少作品，最动人的就是她思念亡夫和爱女的《我们仨》。这本书我不敢多读，读了总是容易落泪。他们一家三口都是不爱交游的人，平常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惜时如金地读书，可就是这样安静的三个人，却构成了一个丰足甜润的小世界。都说人生如梦，杨绛却说：“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

　　在她100岁生日的时候，她写下了这样的感言：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

　　现在，年逾百岁的杨绛独自住在三里河的家里，一个人思念着“我们仨”。

　　（作者：慕容素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