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问太公曰:“凡用兵之道,大要何如?”太公曰:“古之善战者,非能战于天上,非能战于地下,其成与败,皆由神势,得之者昌,失之者亡。
“夫两阵之间,出甲阵兵,纵卒乱行者,所以为变也;深草蓊翳者,所以逃遁也;溪谷险阻者,所以止车御骑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击众也;坳泽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清明无隐者,所以战勇力也;疾如流矢,如发栅者,所以破精微也;诡伏存设奇,远张诳诱者,所以破军擒将也;四分五裂者,所以击圆破方孔;因其惊骇者,所以一击十也;因其劳倦幕舍者;所以十击百也;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强弩长兵者,所以逾水战也;长关远候,暴疾谬遁者,所以降城服邑也;鼓行喧嚣者,所以行奇谋也;大风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后也;伪称敌使者,扎以绝粮道也;谬号令与敌同服者,所以行走北也;战必以义者,所以励众胜敌也;尊爵重赏者,所以劝用命也;严刑重罚者,所以罢怠也;一喜一怒,一与一夺,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调和在珲;制一臣下也;处高敞者,所以警守也;保险阻者,所以为固也;山林茂秽者,所以默往来也;深沟高垒,粮多者,所以持久也。
“故曰:不知战攻之策,不可以语敌;不能分移,不可以语奇;不能治乱,不可以为语变。
“故曰: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锐;将不智,则三军大疑;将不明,则三军大倾;将不精微,则三军失其机;将不常戒,则三军失其备;将不强力,则三军失其职。故将者,人之司命,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武王曰:“善哉!”
武王问太公说:“用兵的法则,其要领是什么?”太公答道:“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并不是能战于天上,也不是能战于地下,其成功与失败,全在于能否造成神妙莫测的态势。能造成这种态势的就胜利,不能造成这种态势的就失败。当两军对阵交锋时,卸下铠甲,放下武器,放纵士兵,行列混乱,目的是为了变诈以引诱敌人;占领草木茂盛地区,目的是为了便于隐蔽撤退;占领溪谷险阻地形,目的是为了以少击众;占领低谷、水泽等低湿幽暗地区,目的是为了阻止敌人成车和骑兵行动;占领险隘关塞山林地形,目的是为了隐蔽军队行动;占领平坦开阔地区,目的是为了同敌人比勇斗力;行动快如飞箭,猛如发机,目的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破敌人的深谋妙计;巧妙设伏,布置奇兵。
灵活机动,随机应变,出奇制胜,这是指挥作战所应把握的一项基本原则,即所谓“不知战攻之策,不可以语敌;不能分移,不可以语奇;不通治乱,不可以语变”。泓水之战中宋襄公的惨败就是由于违背了这一原则的结果。齐桓公去世后,齐国内乱而中衰,南方强国楚乘机进入中原,攫取霸权。素被中原列国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北进,引起中原诸小国的不安。于是一贯自我标榜仁义的宋襄公便想凭藉宋为公国、爵位最尊的地位,出面领导诸侯抗衡楚国,继承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宋襄公雄心勃勃,但国力有限,只好仿效当年齐桓公的做法,以“仁义”为号召,召集诸侯在盂地(今河南睢县西北)会盟,借以抬高自己的声望和地位。宋襄公拒绝事前大臣提出的多带兵车,以防不测的建议,轻车筒从前往。结果在盟会上不仅遭到诸多小国的冷遇,且被楚军活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