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主将欲合兵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其事繁多,符不能明,相去辽远,言语不通,为之奈何?”
太公曰:“诸有阴事大虑,当用书,不用符,主以书遗将,将以书问主,书皆一合而再离,三发而一知。再离者,分书为三部;三发而一知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参而不知情也。此谓阴书,敌虽圣智,莫知能识。”武王曰:“善哉!”
武王问太公说:”率领军队深入敌国境内,国君与主将想要集结兵力,根据敌情进行灵活的机动,谋求出其不意的胜利。但事情繁杂,用阴符难以说明问题,彼此相距又十分遥远,言语难通。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太公回答道:“所有密谋大计,都应当用阴书,而不用阴符。国君用阴书向主将传达指示,主将用阴书向国君请示问题,这种阴书都是一合而再离、三发而一知。所谓一合而再离,就是把一封书信分为三个部分;所谓三发而一知,就是派三个人送信,每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相互参差,即使送信的人也不知道书信的内容,这就叫阴书。这样,无论敌人怎样聪明,也不能识破我的秘密。
阴书是古代通信中另一种保守秘密的方法,它是由阴符演变而来,能比阴符传递更具体的消息。但无论是阴符,还是阴书,都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有可能被对方截获而难以达到传递消息的目的,二是有可能被对方破译内容并被对方将计就计加以利用。因此,并不是“敌虽圣智,莫之能识”。张献忠袭取襄阳就说明了这一点。张献忠是明末农民起义的著名领袖,他在陕西来脂聚众起义,率部转战豫、陕、鄂等地。后在南阳、麻城等地与明军交战失利,为保存实力,假意接受明兵部尚书熊文灿的招抚,驻兵谷城(今属湖北),但暗中收集残部,积蓄力量。崇祯十二年(1639 年)五月,与罗汝才率领的另一支起义军会合,出兵攻占谷城诸县,击败明总兵左良玉等部。张献忠再度起义,使明朝廷惊慌失措,急调礼部尚书杨嗣昌为督师,统帅各路明军,围剿张献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