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问太公曰:“兵道如何?”
太公曰:“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故圣王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乐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今王已虑其源,岂忧其流乎!”
武王曰:“两军相遇,彼不可来,此不可往,各设固备,未敢先发,我欲袭之,不得其利,为之奈何?”
太公曰:“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一合一离,一聚一散,阴其谋,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锐。士寂若无声,敌不知我所备。欲其西,袭其东。”
武王曰:“敌知我情,通我谋,为之奈何?”太公曰:“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
武王问太公说:“用兵的原则是什么?”太公回答道:“一般用兵的原则,没有比指挥上的高度统一更重要的了。指挥统一,军队就能独往独来,所向无敌。”黄帝说:‘统一指挥基本上符合用兵的规律,几乎可以达到神妙莫测的用兵境界。’运用统一指挥这一原则,关键在于把握时机;显示这一原则,关键在于利用态势;成功地利用这一原则,关键在于君主。所以古代圣王称战争为凶器,只有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它。现在商王只知道他的国家存在,而不知道他的国家已面临危亡;只知道纵情享锭,而不知道他已面临祸殃。国家能否长存,不在于眼下是否存在,而在于能否做到居安思危;君主能否享乐,不在于眼前是否享乐,而在于能否做到乐不忘忧。
“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是本篇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其核心就在于料敌虚实,明察战机,并能紧紧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战机,“而速乘其机,复疾击其不意”。郑庄公在繻葛之战中取得胜利,就是正确运用这一原则的结果。春秋初期,郑庄公凭借国力强盛,侵伐诸侯,不听王命。周桓王为保持王室独尊地位,于十三年(前 707 年)秋,亲率周、陈、蔡、卫联军伐郑,郑庄公率军迎战于繻葛(今河南长葛北)。联军以周军为中军,陈军为左军,蔡、卫军为右军,布成一个传统的“品”字形三军之阵。郑庄公则一反传统战法,以中军和左、右拒(左、右两个方阵)布成一个倒“品”字形的“鱼丽之阵”。开战前,郑大夫子元首先观察分析了联军的阵势,发现其左、右军都很薄弱,尤其是左军,阵形混乱,人无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