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时即死了父亲，母亲郑氏一直守节未嫁，在家亲自教欧阳修读书学习，因家里贫穷，以至于只能以芦荻作笔，在地上学习写字。幼年时，欧阳修就聪敏过人，读书过目不忘。等到成年时，更是超群出众，卓有声誉。
宋朝立国已有百余年，而文章体裁仍然承袭五代之陈规遗风，行文措辞刻意雕琢，追求对偶，以至于文风污浊不振，士人大多因循守旧，所作文章见识浅薄，格调不高。苏舜元、苏舜钦、柳开、穆修等人都曾想创作古文并借此大力提倡，以改变当时的文风，但因笔力不足而未能如愿。欧阳修随叔父欧阳晔任职于随州时，在当地一大姓李氏家的废书筐中发现了唐代韩愈的遗稿《昌黎先生文集》，读后十分仰慕。于是用心寻求其中的精义，以至于废寝忘食，决心要追赶他，和他并驾齐驱。
仁宗天圣八年(1030)正月，晏殊主持礼部考试，欧阳修列为第一名。三月，崇文殿御试中甲科第十四名，荣选为甲科进士，并被任命为西京推官。此时欧阳修开始结交尹洙，一起作古文，议论时事，二人互为师友，又结交梅尧臣，吟诗作歌，相互唱和，从此以文章名扬天下。以后欧阳修回京返朝，升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因著文指陈时弊而被贬谪，在朝官员大多上章为他解救，只有左司谏高若讷认为应当黜除。对此欧阳修写信对高若讷进行谴责，说他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一事。高若讷将欧阳修的信交给皇帝，以致欧阳修被贬出为夷陵县令，不久又迁任乾德县令、武成节度判官。范仲淹任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后，聘请欧阳修为书记官。欧阳修笑而谢绝说“：我昔日的举措岂是为了一己之利？我们虽然同时被斥退，但也不必同时升迁。”过了很久，欧阳修复任为馆阁校勘，以后又改任为集贤校理。庆历三年(1043)，兼掌谏院。
当时仁宗对在朝大臣进行人事更动，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都参与执政，增加谏官，任用天下有名之士，欧阳修最先入选。欧阳修每次进见皇上，仁宗都询问他以治国执政之事，看哪些是可以做的。因其时国家政事之许多方面都在从事改革，一些小人遂势焰昌炽，大肆攻讦。欧阳修担心从事改革的一些好人难以获胜，便也多次分别就有关问题向仁宗上书进言。
当初范仲淹之被贬去饶州，欧阳修与尹洙、余靖都因范仲淹之事而被斥退，世人都视他们为“党人”。从此，朋党的议论便产生了，欧阳修于是作《朋党论》一文以进呈仁宗。在文中他议论道“：君子以志同道合结为朋党，小人因有共同的利益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道理。我以为小人是没有朋党的，只有君子才有。小人所喜好的是利禄，所贪求的是金钱财物，当他们的利害关系相同时，就暂时互相援引，结为私党，这是伪朋党；当他们见到利益时，就会争先抢夺，或者利益抢完后就互相伤害，即使是血肉兄弟，亲朋好友，也不能共存，所以说小人没有朋党。君子则不然，他们所恪守的是道义，所奉得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誉节操。将这些道德用于修身则能志同道合而相互得益，将这些道德品质用于效力国家，则会大家携手同心，互相扶持，始终如一，所以说只有君子才有朋党。商纣王有臣子亿万之多，却也有亿万颗心，真可谓无朋党了，但商纣王却因此而灭亡了。周武王有臣子三千，却是一条心，真可谓一个大朋党，而周武王得以借此兴旺起来。这就是君子之朋党不厌多的缘故啊。所以作为一国之君，应当摒退小人的伪朋党，而多多提携君子的真朋党，这样，天下就可以达到大治了。”
欧阳修论事切直了当，因此有些人把他看作仇敌一样，唯独仁宗勉励他敢于说话，当面赐给他五品官的服饰。对侍臣说“：像欧阳修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啊？”做同修起居注后，进任知制诰。按惯例，对这个官职必须先考试而后才能任命，仁宗了解欧阳修，诏令特意授予他。
他奉命出使河东。从对西部用兵以来，主谋划的人打算放弃麟州，以减少运送军粮。欧阳修说“：麟州是个天然险要之地，不可以放弃，如果放弃它，那就使黄河以东的郡县受到震动，百姓都不能安居了。不如从那里分出一部分兵力，驻扎黄河附近的各堡寨中，这样，遇到情势急迫就能接受援助，而在平时可以节省物资的运输，这在策略上是有利的。”因此麟州得以保存下来。欧阳修又进言道“：忻县、代县、岢岚县禁地很多，田野荒芜，希望让农民去耕种这些田地，不然，将被敌人侵占。”朝廷将这个意见发交给有关的官员讨论，过了很久才同意实行，每年收获粟谷数百万斛。凡是河东地区，赋税征派过重百姓负担不了的，他奏请朝廷作了减免，这样的事情有十几件。
出使河东回京以后，适逢保州发生了兵变，因此又任命他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在告别皇上时，仁宗对他说“：到那里去不要作久留的打算，想要说什么，就随时讲吧。”欧阳修回答说：“我做谏官时可以直接论事，现在论事就超过我职务的范围了，是有罪的。”仁宗说“：只管说好了，不要区别在朝还是在地方。”叛乱被平定以后，大将李昭亮和通判冯博文私纳妇女，欧阳修因此将冯博文逮捕下狱，李昭亮于是恐惧起来，立刻放回所纳妇女。兵变发生的当初，对搞叛乱的人以不杀头来招抚，但他们归顺后又都被杀了，对被迫参加的二千人，分别交给各郡去管。这时富弼做宣抚使，他恐怕这些人以后另生变故，准备下令在同一天杀死他们，他与欧阳修在内黄会见，夜半时，屏退左右的人，告诉了他这个打算。欧阳修听后说“：祸莫大于杀死已经投降的人，何况他们是胁从者，能够再杀吗？你的主意既然不是朝廷的命令，倘若有一个郡不愿服从，又造成事件，那问题就不小了。”富弼听后豁然醒悟，立即停止了错误的决定。
正当这个时候，杜衍等人因被诬陷私结朋党而相继罢去，欧阳修慨然上疏说“：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四人，天下人都知晓他们有治国的贤能，而没有听过他们有什么应当被罢免的罪行。自古以来，小人谗害忠良的贤臣，其借口并不深奥。要大批地陷害贤良的人，只不过指责为朋党就够了；要想动摇大臣，必须诬蔑他们专权。这是什么原因呢？排挤掉一位贤人，而大多数贤人还在朝中，这还没有达到小人排斥异己的目的；如果要把他们都除掉，而贤人又少有过失，难以一一去搜求他们的瑕疵，唯有指责他们为朋党，则可以一下子把他们都赶下台。至于朝中重臣，已被君主知遇而蒙受宠信，则难以用其他的事由动摇他，只有专权是君主所最忌讳的，必须用这种说法，才可以打倒他。正直之士在朝，是邪恶者之大忌；谋臣置而不用，乃是敌人的福份啊。现在这四个人一旦被罢除，而让在朝奸邪之徒弹冠相庆，四邻蛮夷之敌振臂喝彩，臣下我真为朝廷感到惋惜呀。”从此奸邪之徒更加忌恨欧阳修，并借欧阳修外甥女张氏犯罪下狱之事罗织他的罪状，致使他降职为知制诰、滁州知州。到任二年又徙迁扬州、颍州。恢复龙图阁直学士官职，兼南京留守司事，因其母亲去世归还家中。为母亲服丧期满，奉召担任流内铨，当时在外地长达十一年。皇上见他头发都白了，对他非常关心，抚慰有加。小人皆恐惧欧阳修的重新起用，有人就伪造他的奏章，请求清洗宦官中作奸谋利的人。那些宦官都非常怨恨，他们联合起来陷害欧阳修，出欧阳修为同州知州，皇上听取了吴充的意见后才取消了这一道命令。升迁翰林学士，让他修撰《唐书》。奉命出使契丹，契丹王命四个显贵臣子主持宴会，说：“这样做不是常例，是因为你特别有名气才如此的。”
主持嘉祐二年(1057)礼部进士的考试。当时士子崇尚作新奇怪僻的文章，号称“太学体”，欧阳修对那些险怪奇涩的文字，坚决加以排斥，凡是像这样的都不予录取。录取之事完结后，过去那些文字浮薄而又喜欢自我标榜的人等欧阳修一出现，就聚在他的马前起哄，巡街的士兵都无法制止；但是考场的文风，也从此大为改变了。
加领龙图阁学士、任开封府知府，接续包拯的严厉治政之后，欧阳修采取简易实际、顺应常理的做法，不求赫赫的声威，京城也得到良好的治理。过了十个月，改任群牧使。《新唐书》撰修完成后，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在翰林院八年，知无不言。黄河冲破商胡地区的堤岸造成了危害，北京留守贾昌朝打算开掘旧日的横垄河道，使河水回头向东流去。而李仲昌又提出不同看法，主张将河水导引入六塔河。主持计划的人不知按哪个意见为妥，无所适从。对此欧阳修认为：“黄河的水严重浑浊，泥沙淤积是自然的事，下游既然淤积而造成阻滞，上游必然发生堤岸溃决。以近年来事实的检验，黄河决口不是经过努力不能堵塞的，故道不是经过努力不能复通的，只是这种局面不能保持长久罢了。开通横垄故道的工程相当浩大而难以完成，即使完成了还会再一次决口。六塔河河床狭小，而以全部黄河灌注，那滨州、棣州、德州、博州必然受到侵害。据此，不如按河水流向，增设坚固的堤岸加以严防，疏通它的下游，直使河水流进海里，这样做，就会带来数十年的好处了。”宰相陈执中支持贾昌朝的意见，文彦博倾向李仲昌的意见，以致黄河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终于使河北造成了水灾。
御史台和谏院上奏弹劾陈执中过于凶狠刚愎，而陈执中仍然拖延不下台。欧阳修上疏，以为“陛下拒纳忠善之言，庇护愚蠢丞相，这样有损于皇上的圣德”。不久，陈执中被罢免了。狄青担任枢密使，很有威名，值皇上有病，有关狄青的谣言纷纷四起；欧阳修请求将自己调到地方上去任职，以保终身，于是被罢为陈州知州。欧阳修曾借发生水灾的事上疏说“：陛下治国已三十四年，而还没有立太子。过去汉文帝刚即位，就根据群臣的意见选立了太子，而在帝位很久，被称为汉太宗。唐明宗不喜别人谈立太子的事，又不肯早一点定夺，以致发生秦王之乱，国家被倾覆。陛下有什么感到疑虑而久久不做出决定呢？”后来封立英宗，就是源于此时。
嘉祐五年(1060)，拜为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欧阳修在枢密院，与曾公亮一起考查全国的军队数量以及河北、河东、陕西三路驻守军队的多少、地理方位的远近，重新绘制军事地图与士兵名册。凡是边境长久缺少军队的，必须要检查补齐。他在中书省，与韩琦一起同心辅理朝政。凡是有关军队、百姓、官吏以及国家财政利益这类关键资料，中书所应当了解的，他都汇集起来，列出总的条目，遇到事情就不需要再去询问有关的官员。当时皇太子还没有确定，他与韩琦等人协商立太子的事，有关的话都记录在《韩琦传》之中。宋英宗由于疾病的缘故没有亲自上朝处理政事，由皇太后临朝听政，因此，左右亲近的人搬弄是非，几乎使英宗和皇太后之间因嫌疑而产生仇怨。韩琦入朝奏事，太后哭着对他讲了其中的缘故。韩琦以英宗生病为理由，进行调解，太后的成见仍然丢不开，欧阳修进言说：“太后事奉仁宗几十年，仁德之名闻于天下。昔日太后在处理得宠的温成皇后的事情上都能应付自如；现在母子之间，倒反而不能相容了吗？”太后的意思稍稍缓和，欧阳修又说：“仁宗在位很久，仁德光辉照耀天下。所以驾崩之后，天下人都拥戴即位的皇上，没有一个人敢有异议。现在太后是一个妇人，我们则只不过是五六个书生罢了，如果不按照仁宗的遗愿办，天下谁肯听从呢？”太后沉默了，很久才打消了原来的意思。
欧阳修平生与别人谈论事情，从来都是尽其所言，没有什么隐瞒。待到他治理政事时士大夫有什么请求，则当面说明行还是不行，即使是御史台和谏院的官员论事，他也必定问明是非，由此怨恨诽谤他的人越来越多。英宗想要崇奉生父濮王，于是诏令有关官员讨论该当如何，都说应当称濮王为皇伯，并改封大国的爵位。欧阳修援引《丧服记》的有关规定认为“：‘过继给人当嗣子的人，也应该为自己的父母服丧。’减三年的丧服为一年的丧服，而不要更改亲生父母的名份，因为服丧期限可以减少而亲生父母的名份却不能更改。如果将亲生父亲改称皇伯，这样做，考查以前历朝各代，都是无典可依的。进封大国爵位，则又于礼不合。所以中书的意见与大家不一样。”太后发出手谕，允许英宗称亲，尊称濮王为皇，三个夫人为后。皇帝下诏谦让。于是御史吕诲等人就此事诋毁欧阳修，争论不已，都被贬逐。只有蒋之奇的意见符合欧阳修的意思，欧阳修举荐他为御史，而大家都视他为奸邪之徒。蒋之奇为此事很担忧，于是寻思怎样使自己解脱。欧阳修的内弟薛宗孺因事衔恨欧阳修，因此制造男女关系方面的谣言侮辱他，以达到打倒他的目的。谣言展转到了中丞彭思永那里，彭思永告诉了蒋之奇，蒋之奇即上章弹劾欧阳修。宋神宗刚即位，想治欧阳修以重罪。于是就此事询问曾任宫臣的孙思恭，孙思恭为欧阳修作了辩解开脱，欧阳修闭门不出，请皇上查究此事。宋神宗派人去诘问彭思永、蒋之奇此事的来龙去脉，结果他们理屈辞穷，无言以对，都被贬斥。欧阳修也极力请求斥退，罢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亳州知州。次年，迁为兵部尚书、青州知州。改任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推辞而不接受，徙任蔡州。
欧阳修以高风亮节严格要求自己，因多次遭到污蔑，六十岁时，就接连上书请求告老退休，皇上则下诏书对他尊宠有加，不让他退休。及任职青州时，又因为请求停止发青苗钱，而遭到王安石的诋毁，所以乞求退休更加迫切。熙宁五年(1072)，去世，追封为太子太师。
欧阳修当初在滁州时，别号醉翁，晚年改号为六一居士。他性格刚强，见义勇为，虽有弓弩陷坑在前，将一触即发，而他也会奋不顾身。因而前后几次被放逐流离，但志气还是如常不衰。在贬职夷陵县时，没有什么排遣，就取出旧日已办的案卷反复阅览，结果发现案中是非颠倒、违法曲断的错误比比皆是，于是他仰天长叹说：“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县，尚且如此，全国就可想而知了。”从此以后，他遇事不敢疏忽不慎。
当文人求见欧阳修时，他跟他们谈话，从不涉及文章的事，只谈论官吏治事的问题。他认为好的文章只在滋益自身的思想，而政事的好坏则关系到群众的利益。凡他任职的几个郡，不显露治理事迹，不追求名声荣誉，为政宽松简易而不烦扰，因此所到的地方百姓都感到安逸。有人问他：“为政宽简，而事情并不松弛失误，这是什么原因呢？”他说：“把放纵无度作为宽，把省略必要的东西作为简，那就使政事败坏，而且百姓也会受害。我所谓宽者，是不做苛刻急迫的事，简者，是不做繁碎扰人的事罢了。”欧阳修幼年时失去父亲，母亲曾经对他说：“你父亲做官的时候，常常在夜间点着蜡烛办理官府公文，多次停下来叹息。我问他什么事情，他便说：‘是死刑案子，我想寻求保全犯人生命的可能，却没有找到。’我说‘：生路可以寻求吗？’他说‘：去寻求生路而得不到，被判死刑的人和我就都没有遗恨了。经常为死囚寻求生路，仍然还有失误造成不该死的人被处死的，然而世间的官吏却常为犯人寻找处死的理由呀。’他平日教导别人的子弟，经常用这些话，我都听熟了呀。”欧阳修听了这段话，终生照做不忘。
欧阳修的文章，才华横溢，朴实流畅，不繁冗不省略恰到好处。在议论上，简单而明了，实际而通情，善于联系事物分析不同问题，阐明深刻的道理，驳斥其错误，给人以很强的说服力。他的超然洒脱，文情奔放的风格，别人是无法赶上的，所以天下人一致效法尊崇他。提携后进者，唯恐不及，得到他赏识、举荐的人，大多成为天下的名士。曾巩、王安石、苏洵以及苏洵的儿子苏轼、苏辙，原来都寂然无声，不为人所知晓，欧阳修就广为揄扬他们的声名，认为他们将来一定会名闻于世。欧阳修对朋友非常忠实，朋友在世时就推荐帮助他们，朋友去世后就尽力保护周济他们的家庭。
欧阳修喜爱古代文化并酷爱学习，凡是周代、汉朝以来的金石遗文、断章残篇，他都尽量收集记录下来，仔细稽考研究它们的不同之处，在记载下来的金石文字后面，写上自己的跋语，一一加以确凿的考证，取名为《集古录》。他奉皇帝的命令纂修《唐书》的纪、志、表，又独立写成了《五代史记》，笔法严谨而文字简练，大多继承了《春秋》笔法。苏轼为欧阳修文集作序说：“论说道理与韩愈相似，议论政事与陆贽相似，记叙事情与司马迁相似，诗词歌赋与李白相似。”有见识的人认为这番评论是很有见地的。
刘攽字贡父，与刘敞同登进士科，之后在下面州县里为官二十年，才得为国子监直讲。欧阳修、赵概推荐他为试馆职，御史中丞王陶因与他有旧隙，故率侍御史苏肕共同排挤他。后刘攽官至员外郎了，才得以做馆阁校勘。熙宁年间，判尚书考功、同知太常礼院。
诏令封太祖各子孙中之亲近、尊崇者为王，刘攽说“：按礼而言，诸侯不得祖祀天子，而应当奉祀他自己侯国的祖先。最好是推重德昭、德芳的后人，世世代代不要降其爵位，在宗庙祭祀的时候，也将他们一并祭祀，这样褒扬艺祖之意也表达出来了。”后来对于二王后代的赐封都是按照刘攽所说的意思进行的。
正当更改学校贡举法的时候，刘攽说“：本朝选拔人才的制度，已实行了上百年，各代贤臣名将都是通过这种制度选拔出来的，而如果还认为这样不能选才取士，这不是诬蔑吗！希望能够沿袭旧制，不要轻信别人的议论而更改此法。士人修学于家中，就足以立德成才，又何必硬是要让学官在学校监督他们修学以成才呢。”
王安石在讲经席上，请求让讲解的人坐下。刘攽说：“侍臣在讲经的时候，是不能坐的，而应当避席站立讲解，这是古今之常礼。皇上让他坐下，则是皇上尊德乐道的表示；若皇上没有让他坐下而要请求坐下，这就不合常礼了。”礼官们都同意这种说法，故讲经之人至今仍站立讲解。主持开封举人的考试，与同院王介发生争吵詈骂，被监察御史弹劾罢免。礼院廷试时，最初考官吕惠卿将阿谀奉迎者录取在高等，耿直者反而录取在低等。刘攽复查时，则反其道而行之。刘攽曾经写信给王安石，论述新法之弊端。王安石大怒，指责他以前的过失，并将他贬为泰州通判，以集贤校理、判登闻检院、户部判官知曹州。曹州为盗贼横行之地，严刑峻法也不能够制止。刘攽说：“老百姓既然不怕死，为何还要以死来威胁他们呢？”他到曹州上任后，则采取宽松平和的统治，盗贼也就逐渐地消失了。为开封府判官，重新出任京东转运使。对于部属中软弱无能者，他又都重作了安置。迁任知兖、亳二州。吴居厚代任转运使，很能奉行法令，聚敛财赋，于是追究刘攽任转运使时治理废弛之罪，被贬监衡州盐仓。
哲宗初年，起用刘攽，知襄州。奉召入朝为秘书少监，因病请求辞官归去，加为直龙图阁、知蔡州。在此时给事中孙觉、胡宗愈，中书舍人苏轼、范百禄上书说“：刘攽博闻强记，善作文章，治理政事能因循古例，一身兼有许多长处，坚守道礼而不苟且，应当特予优待，让他留在京师。”刘攽到蔡州才几个月，就被召回朝廷拜为中书舍人。刘攽上书请求恢复旧制，建紫微阁于西省。最后因病而逝，时年六十七岁。
刘攽一生著述上百卷，在史学方面的成就尤其突出。作《东汉刊误》一书，为世人所称道。参与司马光撰修《资治通鉴》，专门负责汉代部分。为人随和大度，不修边幅，生性诙谐活泼，尽管为此多次招来嫌怨，然终不能改。
刘奉世字仲冯，天性沉稳，行为处事极有法度。中进士。熙宁三年，开始设置枢密院诸房检详文字，刘奉世以太子中允身份参与其事。
以前，进奏院每五天一次将文件整理上报枢密院，然后再散发各处。而专司其事的邸吏则需事先呈报，或者以家书的形式邮寄。刘奉世上书请求革除定本，除去实封的公文封装形式，只以通函的形式呈报，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宋神宗称赞刘奉世尽忠守职，不因循苟且，加封他为集贤校理、检校中书户房公事，后又改为刑房公事，升迁直史馆、国史院编修官。大理寺在处理相州悬而未决的疑案时，详断官窦革将案情呈报给刘奉世，请他处理。刘奉世说：“你自己依法办理就行了，没有必要来告诉我。”后来蔡确即以此事罗织刘奉世之罪状，刘奉世被贬至蔡州粮料院。他在蔡州粮料院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又加封为吏部员外郎。
元..初年，历任度支左司郎中、起居郎、天章阁待制、枢密都承旨、户部吏部侍郎、权户部尚书等官。元..七年，拜为枢密直学士，签书院事。宋哲宗亲理政事，用二个内侍为押班，中书舍人吕希纯驳回了诏书。宋哲宗说这在以前是有例可循的，刘奉世则回答说：“虽然以前有这样的事例，无奈不能够让大家都知道从最先开始以前的做法都是错的。”哲宗没有听他们的，仍照原意行事。不久章..主理政事，刘奉世又请求取缔了内侍为押班之事。
绍圣元年，以端明殿学士知成德军，又改为定州。年余之后又改知成都府。路过京师时，欲入朝见驾，向皇上陈述朋党互相攻讦倾轧的情况。哲宗准备让他来，听听他的意见，曾布则说“：元..时期要变前朝之法，当时没有一个人阻拦，而只有刘奉世极力反对，皇上还是不见他为好。”于是皇上就没有允许刘奉世入朝。次年，任为光禄少卿，分管南京，居于郴州。御史中丞邢恕弹劾刘奉世与刘挚一起倾害朝中大臣，依附吕大防、苏辙，才得以官居高位，于是再次被贬为隰州团练副使。
宋徽宗即位，完全恢复了他的官职，知定州、大名府、郓州。崇宁初年，再次被夺去职务，责成他居于沂、兖二州，后因赦免才得以归京。政和三年，恢复其端明殿学士之职。同年逝世，时年七十三岁。
刘奉世善长于官场的治理、整顿，崇尚安详恬静，文词雅致隽永，尤精于《汉书》之学。他常说：“我家世代只知道事君尽忠，在这方面自己觉得还没有什么可以感到愧疚的，这完全可以让大家来评说。人生有得有失，这是常理，犹如寒暑同时加身，即使是善于养生之道者也不能不生病一样，对此应泰然处之。”
曾巩，字子固，建昌郡南丰县人。他幼小时就机智敏锐，如几百字的文章，一读过就能背诵下来。在十二岁时，试做《六论》，提笔就写出来了，而且文辞十分壮美。到二十岁时，已经名闻四方。欧阳修看到他的文章后大为赞赏，对他的才能表示十分惊异。
嘉祐二年他考中了进士。调任太平州司法参军，奉召编校史馆书籍，升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做实录检讨官。接着出任越州通判，这个州里原来拿酒场的钱预支招募牙人，钱不够，就从乡民中征收，以七年为期不再征收；可是期限到了，搞招募的人谋求多得，仍然照旧征收。曾巩查明情况，立刻禁止了这种做法。这一年发生了饥荒，计算常平仓的粮食不够用来供给，而且种地的农民，不能都到城里来。于是他指示所属各县，劝告本地富人拿出自己储存的谷物来，共有十五万石，将这些谷物比照常平的价格稍微提高后卖给百姓。这样，百姓能够就便得到谷物，又不出家乡，粮食又有余。同时贷给农民种子，让随秋季缴税时偿还，使农事没有耽误。
担任齐州知州，他管理这个地方，把根治邪恶，急惩盗贼作为根本。曲堤有个姓周的人家，拥有大量钱财，称霸乡里，他的儿子名高，杀害良民，污辱妇女，衣服器物超越本分，其能量又可以动用权豪，因此州县官吏都不敢去追究。曾巩捕获这个人，处以刑法。章丘人在村里纠众结伙，号称“霸王社”，进行大肆抢掠，劫车夺囚，无所忌惮。曾巩流放了三十一人，又令乡民组成保伍，联合巡查盗贼行踪，有盗贼则击鼓传递消息，相互援助，这样每次都能将盗贼擒获。有一个名叫葛友的人，名字列于被追捕者之中，一天，他到官府自首了。曾巩用衣裳、饮食款待他，并配给随从人员，用车载着所购买的金银布帛，四处夸耀。盗贼听说了这件事，大多出来自首了。曾巩之所以这样将事情到处张扬，实际上是想分化那些盗匪窃贼，使他们不能纠合在一起。自此以后，乡里十分平安，人们外出甚至可以连家门都不关闭了。
河北路发派百姓疏通黄河，从其他路也征调民力，齐州应当出民夫二万人。各县起初按户籍分派，三个男丁出一夫役，曾巩清理了隐瞒和遗漏的人数，使之达到九人取一，从而节省了好几倍的费用。他又免除了无名渡钱，建造了桥梁，利于往来行人。对原来的传舍作了迁移，将驿路改为从长清到达博州，再通至魏州，共省去六个驿站，人们都觉得十分便利了。
调任襄州、洪州知州。适逢江西这年瘟疫大流行，曾巩命令各县镇亭传都储存药物，作好准备，解决需求。军民因生活困难自己不能调养的，便招来住在官舍，供给他们饮食、衣被等用品；分配医生给他们诊治，把他们医治的效果记载下来，作为成绩考核的依据。朝廷军队远征安南，所经过的州要预备一万人之所需。其他地方的官吏借此强行索求，过重的征收，使百姓难以忍受。曾巩则事先分别处理了大军突然聚集的问题，这样，军队过去后，街市里还不知道。接着加直龙图阁、任福州知州。
南剑将乐的盗匪廖恩在被赦免出来向官府投降以后，他的那些余下的部属溃散之后又纠合在一起，暗地里结成团伙，遍及数州之地。一个尤其凶残暴虐的盗匪根本不听招降，当地百姓非常恐惧。曾巩设计罗致了他，接着相继出来自首的有二百多人。福州佛寺很多，僧侣贪求富饶的财物，争着想做主守，就行贿请求官府作决定。曾巩教僧徒们共同推选主守，将推选的人记录在册，按次序相补。然后在府廷授予他们文告，退回私下赠谢，以杜绝身边人向外求取的弊端。福州没有职田，每年用卖园圃的蔬菜来增加薪俸，常年收入达三四十万。曾巩说：“太守与民争利，合适吗？”就停止了这种做法。后来的官员也不再用这个办法获取收入。
再调为明州、亳州、沧州知州。曾巩久负才华的盛名，长期在地方调来调去，世人都认为他性情孤傲不善于同别人相处。这一时期，优秀的青年们大量涌现，曾巩对他们的态度是淡薄的。一次，经过朝廷，神宗召见了他，对他慰劳问候，十分宠爱，于是留判三班院。他上疏提出解决经费问题的意见，皇帝说：“曾巩把节用作为理财的关键，当世论理财的人，还没有谈过这样好的见解。”神宗因见《三朝国史》、《两朝国史》都是各自成书的，想将这两本书合而为一，于是加授曾巩史馆修撰之职，专门来做这件事，不用大臣监督，不久书就修撰成了。刚好遇上实行新的官制，拜曾巩为中书舍人。当时自三省百官开始，都作了新的调整选拔，任命的诏书每天多达十数道，诏书对每个人的职事权限等的阐述规定都非常简明扼要。随即掌管延安郡王上呈皇上的表奏。过去这类事情都属于翰林学士管辖，这时则特别转交他来掌管。几个月以后，他因母丧离去。又过了几个月，曾巩也去世了，终年六十五岁。
曾巩品性孝顺友爱，父亲逝世后，侍奉继母更加无微不至，在家境衰败而薄弱无靠的情况下，抚育了四个弟弟、九个妹妹，他们的读书、出仕和婚嫁，都是他一手出力操办。他的文章上下广泛涉猎，写到后来更加精妙，本原于《六经》，参考了司马迁和韩愈的文法，当时擅长文词的人，很少有超过他的。他年青时与王安石交游，这时王安石的声誉还不大，曾巩就把他引见给欧阳修，到王安石得志，就对他有不同看法。神宗曾经问他“：王安石这个人你看怎么样？”曾巩回答说“：王安石的文学和行义，不次于扬雄，因为他吝啬所以又不及扬雄。”神宗说“：王安石对富贵是看得很轻的，怎么说他吝啬呢？”曾巩说：“我所说他吝啬的，指他敢作敢为，而难于改正错误而已。”神宗听后觉得这话是对的。吕公著曾经告诉神宗，以为曾巩的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因此不必大用。他的弟弟曾布，另外有传。小弟曾肇。
曾肇，字子开，考取进士后，调任黄岩县主簿，被推荐任郑州教授，升任崇文校书、馆阁校勘兼国子监直讲、同知太常礼院。太常礼院从秦朝以来，有关文献残缺不全，先辈儒生各人都凭想象，无法核实。曾肇在职期间，纠正了前辈的不少错误。亲自祭祀土地神于北郊，大概是从曾肇开始的，其他不同看法都不能改变曾肇对礼的解说。
其兄长曾布因为议论商业制度被责罚，曾肇所任的主判官也被撤销。呆在馆中的诸人中，不少人专门揣摩皇上的心思，阴谋踩着别人来爬上去，大家都感到处境危险，曾肇却安然地面对这一切。
曾公亮死，曾肇为他写行状，神宗读后很欣赏。迁他任国史编修官，升吏部郎中，迁右司，担任《神宗实录》一书的检讨。元..初年(1086)，升任起居舍人。不久，担任中书舍人。
曾肇认为叶康直任秦州知州时处事不当并批评他，执政官惊奇曾肇居然不先上告，御史趁机攻击他。曾肇提出辞职，范纯仁对大臣们说：“如果好人得不到宽容的环境，像我们这类人就不能在这儿呆了。”极力替曾肇辩护，曾肇才没有受到处罚。
门下侍郎韩维弹劾范百禄，太皇太后认为韩在诬陷范，让韩出任邓州知州。曾肇说“：韩维替朝廷辨别好人、坏人，评价人与事的是非得失，不能凭主观想象认为他错了就赶走他。”拒绝替皇帝起草命令。谏议大夫王卖见因为批评了胡宗愈，皇上想调他去润州，曾肇说“：皇上把大臣当做心腹，把台谏官当做耳目，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一个。目前王卖见批评执政官就被放逐，这就是怜爱心腹而堵塞耳目了。”哲宗醒悟过来，就加任王卖见为直龙图阁。
太皇受册命，诏令按照仁宗时章献皇后的样子，让太皇在文德殿办公。曾肇说“：天圣初年(1023)，机要大臣们决定让皇太后去崇政殿受册封，仁宗特地改为让太后在文德殿受册封，这是临时措施，不足为训。目前皇上您要照仁宗的样子做，以充分表达您尽力尽孝的诚意，可说已无以复加了。我私下以为，太皇应该在此时特地下诏向天下人宣传皇上您的孝心，然后表达他的谦逊美德，按照仁宗天圣时期大臣们的意见，只在崇政殿受册封。那样，您的孝心更明白，太皇的德行更高贵了。”坤成节时祝太皇寿，皇上想让百官列队于崇政殿。曾肇又说“：仁宗天圣三年(1025)，近臣们列队于殿廷，百官则只在东门拜献贺表。天圣九年，才到会庆殿。现在承蒙太皇的圣德，不肯与章献皇后一样，就应该采用天圣之年的办法。”都被采纳了。
四年(1089)，发生春旱，官府仍讲究春天饮宴。曾肇同彭汝砺一起上书说：“目前正闹天灾，正是君臣们敬畏天命谨慎从事之时，他们却一块儿大吃大喝，歌舞升平，恐怕无力补救天灾了。”第二天，皇上就下令停止宴请。蔡确被贬斥到新州，曾肇事先同汝砺约好，一起为蔡辩护。恰好碰上曾肇改任给事中，汝砺只好独自上书，一些人认为曾肇出卖了朋友汝砺，曾肇也懒得辩解。以宝文阁待制的身份任颍州知州，又改任知邓、齐、陈州和应天府。
七年(1092)，回京任吏部侍郎。曾肇在礼院任职时，开创了皇上亲自祭祀北郊的先例。这年又该郊祀了，曾肇坚决捍卫以前的观点。结果还是合祭天地，乃自我弹劾，改任刑部侍郎。仍要求降职，于是下放知徐州，又调任江宁府。哲宗亲自当权后，改用元老旧臣，旧臣们多次称赞曾肇熟悉礼制，于是召他回京。曾肇说“：人君虽然天生的优良品质，也必须依赖于前后左右的大臣们得力，把他们当作立政之根本。应该在此时精心选拔忠诚、端正、善良之士，放在身边，以便咨询、讨论、顾问。这比深处禁宫、亲近宦官女人，所得的好处要强万万倍。”皇上身边的近侍贵宠们讨厌他的这番话，调他任瀛州知州。同其兄曾布调换了一个地方。当时又追究《实录》中的诽谤讥讽问题，曾肇被降到滁州。不久恢复集贤殿修撰之官衔。历任知泰州、海州。徽宗即位后，又被召回京师任中书舍人。
四月初发生日食，皇帝应当下诏广泛征求意见。曾肇将皇帝的旨意全面地写入了他起草的诏令中，诏令下达后，意见书络绎不绝。章..很反感，想找点理由除掉曾肇，徽宗不听。元..年间遭迫害的大臣，都蒙恩请回来录用了，曾肇经请求后将死者的名单都造好，写了悼词，哀悼这些冤魂。人们读了他写的悼文后都感动得哭了。迁任翰林学士兼侍读。谏官陈馞、给事中龚原因为说错了话而犯罪，没有人敢为他们说话，曾肇却挺身而出，极力为之辩解。当时不少人认为元..、绍圣时的执政者都有失误。其兄曾布传达皇帝的命令，令曾肇替皇上起草诏书，将这一意见晓谕天下。曾肇拜见皇上说：“陛下想建立公正的制度，消除朋党门户之争，必须预先分清楚君子、小人，赏善罚恶，不能有所偏废。”全面详细地阐述了这一意见。不久诏令就从这一主张中产生了。曾布升任宰相时，恰好碰上该曾肇起草委任状。宋朝的学士中弟弟替哥哥起草委任状的，只有韩维、曾肇两人，士子们都引以为荣。
建中靖国元年(1101)，太史上奏书，说四月又有日食。曾肇奏说“：接连几年正阳位置发生日食，灾异很显然。陛下简朴、清净无为的程度是否比前低？声色犬马等奢侈的爱好，是否有时在心中蠢动？忠臣奸臣、贤人不肖之徒的分别是否还不彻底？奖惩是否还有不当之处？左右小臣，阿谀奉承，阻碍别人的意见，假借您的名义提拔人，老百姓有冤屈无处申诉。这些都应该反省检查，自责自勉，以免再发生天变。”说完泪如雨下，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其兄曾布任宰相，曾肇因此按照亲属间相互回避的有关规定，不能任谏官，改任龙图阁学士、提举中太一宫。不久，出任陈州知州，历知太原、应天府和扬定二州。崇宁初(1102)，被削职，贬任和州知州，又徙岳州，接着贬为濮州团练副使，安置在汀州。四年(1105)，回到润州而死，死时六十一岁。
从熙宁以来四十年间，大臣轮流执政，邪正互相倾轧，朋党之争屡次发生，曾肇处在夹缝中，却与他们都合不来。其兄曾布同韩忠彦一起任宰相，天天图谋排挤走韩忠彦。曾肇已任地方官，写信对曾布说：“兄长正得到君主的信任，应当引荐好人，走正道，以杜绝章..、蔡卞这种坏人重出害人。然而几个月以来，世人称道的正人君子，相继离开了朝廷，被进升为辅佐、侍从、台谏等高官要职的，往往都是从前追随章..、蔡卞的。一旦你的权势完了，这些人就会只顾保全自己的位置。想来都令人寒心。从前的章..、蔡卞虽然没来，但一个蔡京，坏的程度就够这两人之和了。不可不深思啊。”曾布不听从他。不久，蔡京升到宰相地位，曾布、曾肇都不免遭殃。
曾肇天性仁厚，容貌端庄严肃。从小就认真学习，博览经书史传，写的文章温和、圆润而有章法。历任十一州，大多有善政。绍兴初得谥号文昭。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