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

司马光生平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山西夏县涑水乡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宋仁宗时中进士，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王安石施行变法，朝廷内外有许多人反对，司马光就是其中之一。王安石变法以后，司马光离开朝廷十五年，专心编纂《资治通鉴》，用功刻苦、勤奋。用他自己话说是：“日力不足，继之以夜。”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他立志编撰《通志》，作为封建统治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战国迄秦的八卷上进，英宗命设局续修。神宗时赐书名《资治通鉴》。王安石行新政，他竭力反对，与安石在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被命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至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

司马光为官生涯

反新法司马光在政治上是标准的守旧派人士，他跟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了严重分歧，几度上书反对新法。他认为刑法新建的国家使用轻典，混乱的国家使用重典，这是世轻世重，不是改变法律。所谓“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司马光与王安石，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

司马光藏书

英宗时为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政治上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后诏他编写《历代君臣事迹》，神宗赐名为《资治通鉴》。元丰七年（1084）书成，共294卷，上下贯穿1 362年治乱兴衰之史实，参阅了龙图阁、天章阁、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及私人藏书，采正史之外，用杂史著书凡322家，集文献史料之大成，被誉为“典籍之总会。策牍之渊林”，与《史记》、《汉书》相媲美。书成之后，为便于翻检，编《资治通鉴目录》30卷，以明取材不同之故，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家藏书富，居洛阳时，买田20亩，建“独乐园”，藏文史书籍万余卷。又置“读书堂”，辟精善之本5 000卷，又得神宗赐书2 400卷，以资著述。善保护图书，每年二伏至重阳间，在天气晴朗之日，设案以曝书籍。桌案洁净，铺以茵缛，然户端坐看书。

司马光学术成就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司马光的独乐园，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资治通鉴》书局所在地。这里环境幽美，格调简素，反映了园主的情趣和追求。其书局在汴京时已奉诏成立，除了司马光之外，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刘攽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其中，司马光任主编，刘恕、刘攽、范祖禹为协修，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来洛阳后，便把《资治通鉴》书局由汴梁迁到洛阳。

司马光族墓

司马光墓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地分为茔地、碑楼、碑亭、余庆禅寺等几个部分。在山西夏县城北15公里鸣冈，坟园占地近3万平方米，东倚太岳余脉，西临同蒲铁路，司马光祖族多人群厝于此。墓侧翁仲分列。宋哲宗御篆“忠清粹德之碑”额；碑文为苏轼撰并书，曾没于土中，后于杏树下掘出，遂名杏花埤，惜已剥蚀难辨。金代摹刻四石嵌壁，今仍完好。明嘉靖间，特选巨石，依宋碑复制，并建碑亭。东有守坟祠，再东为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敕牒 建香火寺余庆禅院，牒文刻石仍在寺后。寺内有大殿五间， 殿内现存大佛三尊，西壁罗汉八尊，为宋塑风格。历代碑古二十通，记载坟园沿革。

司马光轶事典故

司马光一生诚信，应该也是受父亲的诚实教育的影响，大概在五、六岁时，有一次，他要给胡桃去皮，他不会做，姊姊想帮他，也去不掉，姊姊就先行离开了，後来一位婢女用热汤替他顺利将胡核去皮，等姐姐回来，便问：“谁帮你做的？”他欺骗姊姊是自己做的，父亲便训斥他：“小子怎敢说谎。”司马光从此不敢说谎，年长之后，还把这件事，写到纸上，策励自己，一直到死，没有说过谎言。邵雍的儿子邵伯温还看过这张纸。清人陈宏谋说：“司马光一生以至诚为主，以不欺为本。”後人对司马光盖棺论定之语，也是一个“诚”字。破瓮救友有一次，司马光跟小伙伴们在后院里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到水缸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没顶了。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吓得边哭边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