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 司马迁出生于龙门。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 6岁,在故乡读书。 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公元前136年(建元五年) 10岁,在故乡。 《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按:司马迁10岁左右,即在故乡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 11岁。窦太后死,汉地区冲突罢绌老刑名百家之言,重新发动尊儒。一说司马迁出生于这一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 12岁。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青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年朔二年) 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汉武帝从主父偃建议迁民于茂陵。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前86年),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也是一位思想家。他撰写的《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他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的史学巨著《史记》,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他被后人称为“历史之父”。他的名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史书,也是一部不朽的文学名著,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自称其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周宣王时期,司马迁的祖上来到秦国。他的直系八世祖先是战国中后期秦国著名的武将司马错。秦惠文王时期,司马错曾经在朝堂上与张仪辩论,辩论内容被收入《战国策·秦策》,后收入《古文观止》,名为《司马错论伐蜀》。辩论胜利后,秦惠文王派司马错等人出兵巴蜀,得胜而守之。六世祖司马靳(司马错次孙)为名将武安君白起副手,参与长平之战,坑杀赵卒四十万人,司马错、司马靳等军事之功为秦国奠定了一统天下的军事基础。高祖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曾祖司马无泽,在汉初作长安的一个“市长”(管理市场)。
出生时间关于司马迁的生年,他本人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没有记述,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亦缺乏记载。后世研究者一说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景帝中元五年),一说生于公元前135年(武帝建元六年),相差十岁。公元前145年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义》,唐代张守节注。《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往上推41年,则是公元前145年(景帝中元五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此说。公元前135年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二十八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也就是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27年,即公元前135年(武帝建元六年)应为司马迁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说。一般采用前说。
概论司马迁确切的生卒年代,史无明文记载。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一说生于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大约卒于公元前86年(汉昭帝始元元年),一说卒于公元前87年(汉武帝后元二年),又一说卒于公元前90年(汉武帝征和三年)。据说司马迁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家和天文家。司马错是秦惠王时伐蜀的名将,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做汉武帝的太史令,恢复了祖传的史官恒业。少年受业司马迁的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司马迁在这“山环水带,嵌镶蜿蜒”(《韩城县志序》)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
《史记》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 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汉代汉代研究《史记》的名家,当推扬雄和班固,他们都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 “子长多爱,爱奇也。” 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班固是汉代系统评论司马迁的第一人,《汉书》中有《司马迁传》。班固在赞语中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说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可谓一语中的,世称其当,后人皆服。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唐代唐代研究《史记》成就最大者当推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韩、柳肯定了《史记》一书的文学价值,奠定了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作品出狱后,司马迁改任中书令,发愤撰写史书,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史记》最初没有书名,司马迁将书稿给东方朔看过,东方朔佩服不已,将其命名为《太史公书》,后世称《太史公书》为《史记》。“史记”原本乃各国史书的通称,司马迁的著述也正是参考战国时期各国史记所作。但后来因为《太史公书》的影响,大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成为此书专名。司马迁完成《史记》后,知道该书不被当世所容,故预先将副本存之名山,流传后世。《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郑樵称:“六经之后,唯有此作”。鲁迅称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