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问于管子曰：“国准可得闻乎？”管子对曰，“国准者，视时而立仪。”桓公曰：“何谓视时而立仪？”对曰：“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泽童山。夏后之王，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诸侯无牛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备物。五家之数殊而用一也。”
桓公曰：“然则五家之数，籍何者为善也？”管子对曰：“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猛兽众也。童山竭泽者，君智不足也。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利，逃械器，闭智能者，辅己者也。诸侯无牛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义，乘天固以安己者也。五家之数殊而用一也。”
桓公曰：“今当时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对曰：“请兼用五家而勿尽。”桓公曰，“何谓？”管子对曰：“立祈祥以固山泽，立械器以使万物，天下皆利而谨操重策。童山竭泽，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币，存菹丘，立骈牢，以为民饶。彼菹菜之壤，非五谷之所生也，麋鹿牛马之地。春秋赋生杀老，立施以守五谷，此以无用之壤臧民之羸。五家之数皆用而勿尽。”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尽天下数矣，来世之王者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好讥而不乱，亟变而不变，时至则为，过则去。王数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国准也。”
桓公问管仲说：“国家的平准措施可以讲给我听听么？”管仲回答说：“国家的平准措施是按照不同时代而制定不同政策的。”桓公说；“何谓按不同时代而制定不同政策？”管仲回答说：“黄帝当政的时代，努力除掉各地的武装。虞舜当政的时代，断竭水泽，伐尽山林。夏后氏当政的时代，焚毁草薮和大泽，不准民间增加财利。殷人当政的时代，不许诸侯经营牛马畜牧事业，还限制他们制造武器和工具。周人当政的时代，统一管理有技能的人材，集中贮备各种物资。五家的办法虽有不同，而集中统一的作用是一样的。”桓公说：“那么，对此五家的政策，借用哪家为好呢？”管仲回答说：“烧山林、毁草菇、火焚大泽等措施，是因为禽兽过多。伐尽山林，断竭水泽，是因为君智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