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学必好问。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好学而不勤问，非真能好学者也。理明矣，而或不达于事；识其大矣，而或不知其细，舍问，其奚决焉？
贤于己者，问焉以破其疑，所谓“就有道而正”也。不如己者，问焉以求一得，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也。等于己者，问焉以资切磋，所谓交相问难(nàn)，审问而明辨之也。《书》不云乎？“好问则裕。”孟子论：“求放心”，而并称曰“学问之道”，学即继以问也。子思言“尊德性”，而归于“道问学”，问且先于学也。
是己而非人，俗之同病。学有未达，强以为知；理有未安，妄以臆度。如是，则终身几无可问之事。贤于己者，忌之而不愿问焉；不如己者，轻之而不屑问焉；等于己者，狎xiá之而不甘问焉，如是，则天下几无可问之人。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圣人所不知，未必不为愚人之所知也；愚人之所能，未必非圣人之所不能也。理无专在，而学无止境也，然则问可少耶？《周礼》，外朝以询万民，国之政事尚问及庶人，是故贵可以问贱，贤可以问不肖，而老可以问幼，唯道之所成而已矣。
孔文子不耻下问，夫子贤之。古人以问为美德，而并不见其有可耻也，后之君子反争以问为耻，然则古人所深耻者，后世且行之而不以为耻者多矣，悲夫！
译文一个有见识的人，他做学问必然喜欢向别人提问请教。“问”和“学”是相辅相成地进行的，不“学”就不能提出疑难，不“问”就不能增加知识。喜爱学习却不多问，不是真的喜爱学习的人。道理明白了，可是还不能应用于实际，认识了那些大的（原则、纲领、总体），可是还可能不了解那些细节，（对于这些问题）除了问，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对于）比自己道德才能高的人，向他们问，借以破除那疑问，（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到有道德有学问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对于）不如自己的人，向他们问，借以求得一点正确的见解，（这就是曾子）所说的以高才能向低才能（的人）问，以道德高知识多向道德低知识少（的人）问。（对）同自己水平相等的人，向他们问，借以共同研究，（这就是《中庸》）所说的互相诘问，详细地考察，明确地分辨它。
本文无论在命题，立意，论证方法或语言风格上，都可以看出有模仿韩愈《师说》的痕迹。可比较二者的异同。两文都劝说人们要虚心学习，要向各种人学习。但论述角度略有不同。《师说》着重从“师”的角度，强调“师”的重要性，劝人虚心“从师而问”要“学于师”；《问说》则着重从“问”的角度，强调“问”的重要性，主张“学必好问”。《师说》第一部分提出论点后，第二部分（核心部分）就反复运用正反对比的论证方法对比鲜明地论证论点。《问说》的论证方法也是这样。不同的是，《师说》对比的对象繁多，而《问说》对比和对象单一，都是“古之人”与“今人”，对比的内容却涉及“问”的各个方面。在语言风格上，两篇文章都很古朴。
刘开（1784—1824）字明东，又字方来，号孟涂，清代桐城人，散文家。 刘开出生数月丧父，母吴氏日耕夜织，尽心抚育。少时牧牛常依塾窗外，傍听塾师讲课，天长日久，习以为常，塾师颇为爱怜，留馆就读。刘开如饥似渴，遍读诗文。十四岁，以文章拜会姚鼐，姚鼐看后高兴地说：“此子他日当以古文名家，望溪、海峰之坠绪赖以复振，吾乡幸也。”遂收为弟子，授以诗文之法。刘开融会贯通，尽得师传，与同乡方东树、上元管同、歙县梅曾亮并称“姚门四大弟子”。道光元年(1821)，受聘赴亳州修志，患暴疾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