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 夏侯婴 张恩 高流之 高显洛 谢灵运 王果 丰都冢 樊钦贲 姜师度 邬载 郑钦悦
李斯
周明末年，有人在挖掘古墓时得到一块玉石，上面刻着一篇文章共计八十个字。当时都不认识这些字，便把它藏在书馆中。到了秦朝时，李斯认出八个字，为“上天作命，皇辟迭王。”到汉朝时，叔孙通又认出两个字。
夏侯婴
汉朝的夏侯婴因功劳而被封为滕公，等到他去世将要安葬的时候，灵车尚未到墓地，拉车的马便仆倒在地再也不往前走。派人在这里往下挖掘，竟然挖到一个石屋。石屋中刻有铭文写道：“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于是将滕公改葬在这里。
张恩
后魏天赐年间，河东人张恩盗掘商汤古墓，挖到一铭志，写道：“我死后二千年，受难于恩。”张恩将得到的古钟磬，全投进河里。此事又见于《圣贤城冢记》。
高流之
后魏时的高流之，任徐州刺史，他要开掘滹沱河而引水绕城作为防护。施工中挖开一座古墓，得到一篇铭文，上写道：“吾死后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赖逢高流之，迁吾上高原。”高流之重新给他造了棺椁制备了衣物，取出他的灵柩而改葬于别处。
高显洛
在洛阳大统寺南面，有三公令史高显洛的宅第。每当夜晚，高显洛便发现有赤光在堂前移动，这样的事已非一次。他向发光的地点挖下去一丈多深后，得到了黄金一百斤。黄金上刻写道：“苏秦家金，得者为我造功德。”高显洛于是为他修建了招福寺。世人又称此处便是苏秦的宅第。当时是元义执政，听说高显洛得到这些金子，就向他索要，洛给他二十斤。查考苏秦那个时代（战国）还没有佛教，做功德，不必建造寺庙，或者是用碑铭之类来颂扬他的名声业绩。
谢灵运
南朝宋代浦阳江有一处叫琵琶圻，圻上有一座古墓，被江水冲毁，砖上有隐约的文字是：“筮吉龟凶，八百年，落江中。”谢灵运取下那块砖带到京城，都传着看。于是查验龟卜，可证古墓已有八百年了。
王果
唐朝左卫将军王果被处分，出任雅州刺史。在乘船赴任的途中，有一天他把船停泊在江上，一抬头发现在岸边悬崖的半腰有一口棺材，那棺材有一半悬空在外。于是他沿着悬崖爬上去观看，结果发现一行铭文，那铭文写道：“欲堕不堕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王果喟然长叹道：“我现在就重新埋藏此人吧。我被贬雅州，原来是命中注定的啊！”于是将他埋藏而去。
丰都冢
东都丰都市，在长寿寺的东北面。在最初刚建城墙时，挖出一座古墓。是土藏，四周没砌砖，棺木已经腐朽，一碰就散架了。尸体的头上戴一块平上巾，穿红衣裳。并得到一行铭文，写道：“筮道居朝，龟言近市。五百年间，于斯见矣。”当时经通晓这方面知识的人对照查验，认为是魏黄初二年所葬。
樊钦贲
寇天师字谦之，后魏时得道。他经常在石头上刻字记事，然后将刻字的石头藏于嵩山中。唐朝上元初年，洛川郜城县有一百姓，因到山中采药，得到一块石头。他把这块石头献给县令樊文，县令将此事禀报州官，州官又上奏给皇帝，高宗皇帝下诏将石头藏于内府。这块石上刻字记述的事很多，而且深奥难解。简要地说，有“木子当天下”，又说“止戈龙”、“李代代不可移宗”、“中鼎显真容”、“基千万岁”等等。所谓“木子当天下”，是说唐朝李氏受天命该当皇帝。所谓“止戈龙”，是说则天武后要临朝当政；“止戈”为“武”，是指武则天。所谓“李代代不移宗”，是说中宗皇帝使唐朝重新振兴起来，使天地再度焕然一新。所谓“中鼎显真容”，其实是指睿宗的庙讳，因为“真”是睿宗的徽号，能让人不相信吗？所谓“基千万岁”，“基”是玄宗的名字，“千万岁”是指他经历的时间长久。后来中宗皇帝登位，樊文的儿子钦贲把石记本献上，皇帝下令将它编入国史。
姜师度
有位先生名叫卫大经，解梁人。因有学问而远近闻名，不媚俗，经常闭门而谢绝与他人来往。他生来天资聪慧而有很高悟性，通晓天文历象，对天宇间的玄奥也有很深的研究和探索。后来寿终正寝，葬于解梁郊外。唐开元年间发大水，姜师度奉皇帝之命开凿无咸河，用以灌溉盐田。他拆除了很多房舍，铲平了很多坟丘，解梁的百姓都很不满。等挖到卫先生墓前，在向地下挖土时，发现一块石头，刻字为铭，那是当年卫先生留下的话。他写道：“姜师度，更移向南三五步。”修河工得此石后，便把这一情形禀报姜师度。姜师度对此事十分惊奇，他感叹良久，对左右的僚属们说：“卫先生真是奇才啊！”就立即命令修河工们改变河道走向，离开卫先生的墓地几十步远。
邬载
唐朝开元年间，江南发大水，淹死好几千人。郡守把这种情况上报给皇帝，玄宗下令让侍御史邬载前往巡察。邬载来到江南，忽然发现道旁有座古墓，被水冲坏而注入墓穴。邬载很怜悯，便叫人把墓中的骨骸迁到高地上。等到挖墓的时候，发现有一块石头，上面刻有文字，是记载这坟墓情况的。志后有铭文二十字，是占卜此地为自己坟墓的人说的话。他写道：“尔后一千岁，此地化为泉。赖逢邬侍御，移我向高原。”邬载看了看很感奇异。于是查验这墓的年代，果然有一千年了。
郑钦悦
唐朝天宝年间，有个商洛隐士任升之，曾给右补阙郑钦悦写信说：“升之所言是这样的：我隐退后居住在商洛，久阙披陈，独往山林，亲情之间断绝往来。有事想向你求问，他日再去拜访。升之的上五代先宜曾在梁朝作官任太常，当初在南阳王帐下作官时，在钟山悬崖一处坍塌的坟墓中得到一篇古代的铭文。这篇铭志不讲姓氏，用小篆刻的文字说：‘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钟启灵趾。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文字虽有剥落，但仍很分明清晰。是一场大雨之后，才坠落下来而得到的。当时是梁武帝大同四年。数日后，恰逢盂兰大会，先祖随从皇帝一起去同泰寺，便将铭文抄录下来拿给史官姚訾及诸学官看。他们仔细地研讨了几个月，却没有一个人能知晓它的意思的。当时抄录的文字，现在还装在筐笥之中。您的学问可以说是生而知之，谋略、运筹两者兼备。像您这样有学识的人即使是前贤也比不上，近代也从未听说过。愿您能选其要旨，综合它的要义，将遗简的内容注释阐发出来，以了却先祖的遗愿。这也是我深深盼望的。乐安任升之白。”数日后，郑钦悦回信说：“迷信的使者已到，忽然看到您的信函，正可涤除我胸中的烦闷。您不忘旧情，甚至要屈驾来访。又把大同年间的古铭抄给我看，连前辈贤才都不能通晓，我没有那么高学识，怎敢轻言狂语呢？这让我更加惭愧了。我现在正在途中，没有什么资料可查阅，只是在马鞍上探求思考，但也颇有收益。修建这座古墓的人不知是何人之子，选择这个地方作墓地的人可称得上是绝代的贤才。对过去和未来的事情，他了如指掌。推论事情的始终，丝毫不差，比隗炤能预测到将有姓龚的使者来访，还要高明。不说葬者的年月，先记载坍塌的时间。从坍塌的时间，来求索初葬的日子，事情就可以知晓了。姚史官也可称得上是当世的学者，反复多次与诸儒研讨，琢磨一个多月，竟不知那里面包含的旨意。当然还不止是这一点。推究占卜者的用意，是把事情说得含蓄些，话说得深奥些。这是等待我当那个龚氏使来打开这个疑团哪。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你忽然下顾求教于我呢？我稽查各种历术学说，揣测那些微词，试着作一次探索，庶几乎可能揣测出此铭的深意。当年是梁武帝大同四年，这一年正是戊午年。那里说的‘甸服’，即是五百；‘黄钟’即是十一。那是说到五百一十一年坟墓将坍塌。从大同四年向上追溯五百一十一年，是汉光武帝建武四年即戊子年。‘三上庚’，说的是三月上甸的庚日，那年三月辛巳是朔日，即初一，再过十日是庚寅日，因此是三月初葬于钟山的。‘七中巳’，说的是七月戊午朔日，也是初一，再过十日便是己巳日，这便是坟墓刚刚坍塌的日子。这一天是己巳可以知道了。‘浃辰’是十二，从建武四年三月到大同四年七月，总共为六千三百一十二个月，每月一交替，所以说‘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是十八，‘重三’是六，尾字是‘四百’，六就是千数，十八可知是万数。从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安葬，到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坍塌，共计为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就是铭上说的‘二九重三四百圯’。这里所说的只是年月日的数，按年说是五百一十一年，正合于‘甸服黄钟’；按月算则是六千三百一十二个月，合于‘六千三百浃辰交’；按日算则是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合于‘二九重三四百圯’。从‘三上庚’到‘七中巳’，根据历法计算，没有什么差错。所说的年和月日，只要差一个数，就不能相符合了。当初卜者之意，就是等待我来讲清楚的。你向我来询问，是天意早就安排好了的。从政已经很久了，学业早已荒芜，古人的意思，又是很难推测的，您可以再问问别人。如有收获可及时告诉我。派使者送还此信面谢。郑钦悦启。”据记载，贞元年间，李吉甫任尚书省屯田员外郎兼太常博士。当时宗人李巽为户部郎中，在南宫闲暇的时候，谈到近代儒学术数的著名人物，对李吉甫说：“已故右补阙集贤殿直学士郑钦悦，对于术数研究精深，尤其对玄奥的事物能够深思通达，是僧一行所达不到的。因他在那时受到当朝者的压制，所以不很出名。你知道吗？”李吉甫回答说：“兄长用什么来证实呢？”李巽说：“天宝年间，商洛的隐士任升之，自称五代先祖曾在梁朝作官为太常，大同四年，在钟山下得到一块古墓铭。那上面文字隐秘难懂，到处求教于儒学之士，却没有一个人能明白它的意思的。于是封存了古铭，告诫儿子们说：‘我代代子孙，要用这个古铭访寻于通晓它的人。如果能有知晓者，我就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到了任升之这一代，他很通法也很博学。当他了解到郑钦悦的名气后，就把先祖的意愿告诉了他。郑钦悦说：‘你应当抄录下来给我看看。我好试着研琢它。’任升之便将铭文抄与他。此时正巧郑钦悦奉朝命出使，刚刚从长乐驿骑马出发，便得到铭文而对它进行解释。行至滋水，走了有三十里路，就悟出了其中的奥秘。所以他在信中写道，‘据鞍运思，颇有所得，’这不是件奇事吗？”辛未年，李吉甫转任部员外郎。而郑钦悦的儿子郑克钧，也由京兆府司录调任司门员外郎，李吉甫多次用李巽说的话去问他，虽然符合事实，但郑克钧自己却说丢失了那封信的草稿。每每想那铭文的玄奥至深而又见不到原文，李吉甫都觉得非常婉惜。壬申年，李吉甫被贬为明州长史。在海岛之中，有一个隐士姓张，名叫玄阳，因为他明白《易经》，为州将所重用，被召聘安排到阁内。因他讲解《周易》卜筮之事，便把郑钦悦的书信给李吉甫看，李吉甫很高兴得到这封信，高兴得超过得到宝物。于是立刻将它编成册，又为它写文章论述道：“一堆黄土，没有情。遇到大雨而坍塌，是偶然现象。而深明象数的人，把这偶然发生的事判定在十八万六千四百天之前。何况是在理乱的时运，而又艰难困厄之时，圣与贤不能相遇，君与臣偶然相合。就像姜子牙得到腾达而被称作尚父。孔子没有凤车却周游列国，傅说在岩下因梦被提拔，张良在桥上得神人传授，这都是必定要应验的事。然而孔子无暇暖其席，墨子不等到达黔而受挫，为什么要那样做？孟子去齐而匆忙得饭都来不及做，贾谊去湘江而凭吊屈原，又这样眷恋。难道这些大圣大贤，还迷惑于宿命的说教吗？这是不是献身而存教，诏示人道而不可偏废呢？我无法知道。郑钦悦很快从右补阙升为殿中侍御史，被当时的宰相李林甫所嫉恨，被排斥在外，不能显露出他的名声，所以我才要叙述对他的所闻，放在这两篇书信之后，用来昭著蓍筮的神明，聪哲的对玄妙疑难解释的本事，奇偶变化的有数，以此赠送给各位好事者，成为后世学子奇妙的玩味品。时间是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赵郡李吉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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