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祎之,常州晋陵人。他的祖父刘兴宗,是前朝陈鄱阳王的咨议参军。他的父亲刘子翼,善诵,有学行,隋朝大业初年(605),历任秘书监,河东柳顾言很看重他。他性不能容忍是非,朋友同事有短,他当面指责。友人李伯药常称扬他说:“刘四即使骂了人,人都不恨。”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召他入京,他以母老坚决推辞,太宗答应他终养。江南大使赞扬他至孝,常常送给他粮食绸布,并上表表彰他的家族,还把他所居住的地方改名为孝慈里。他母亲去世后,服孝完,太宗征拜他为吴王府功曹,再升迁著作郎,弘文馆直学士,参与编写《晋书》,加朝散大夫之职。永徽元年(650)去世,高宗遣使者吊赠,送灵柩还乡。有文集二十卷。
刘祎之少年时代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一起以文章知名,当时,以刘、孟、高、郭齐名。不久他与孟利贞等同进昭文馆。上元二年(675),他升迁左史,弘文馆直学士,与著作郎元万顷,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韩曹宾等,都被召入宫中,共同修写《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识》、《乐书》,共千余卷。当时又密令他参与决策,来分担宰相之权,时人称他为“北门学士”。 刘祎之的兄长刘懿之,当时任给事中之职,兄弟并在两省,谈论者很是赞美他们。
仪凤三年(678),转任朝议大夫、中书侍郎,兼豫王府司马,不久又加中大夫之职。 刘祎之有姐在宫中为内职,武则天令她去探望荣国夫人的疾病,刘祎之私自偷见他的姐姐,因此被流配隽州。经过数年,武则天又上表请求高宗召 刘祎之回京,拜中书舍人。任相王府司马,又升迁检校中书侍郎。高宗对他说“:相王是我的爱子,因为卿忠孝之家,我想凭借卿高尚品德做师范,能够出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的好效果。”刘祎之在家敬老爱幼,与亲友和睦相亲,很是受士族的称赞,他每得俸禄,总散于亲属,高宗因此很是看重他。武则天临朝,也很亲近他并委以重任。到豫王即位, 刘祎之参与谋划,拜中书侍郎,代理宰相职务,赐爵临淮男。当时,国家和军队中多事,朝廷的所有诏敕,都出自刘祎之笔下,他构思敏捷,都立待可成。到官名改变, 刘祎之为凤阁侍郎,代宰相之职。
当时有司门员外郎房先敏犯了错误,降职为卫州司马,他找宰相申诉。内史骞味道对他说“:这是皇太后处分的。”祎之对房先敏说:“因为犯错误而改官,一向是由下向上奏请的。”武则天听到他们的话,认为骞味道善则归己,过则推君,于是贬骞味道为青州刺史;认为 刘祎之能推善于君,引过在己,便加官太中大夫,赐五色帛百段,细马一匹。还以此事对侍臣说“:作为臣子处事,在扬君之德,君德发扬,难道不是臣下的美事?况且君是元首,臣是支体,情同一体,好坏也在一体。未闻手和脚的毛病转移到腹背,而能一体安康的。骞味道不存忠心,已经贬官; 刘祎之竭忠奉上,情甚可嘉。”纳言王德真对曰:“过去戴至德每有善事,必推于君。”太后说:“所以先朝总是称扬至德能这样为人处事,到他临终,也受到褒扬推崇。为臣之道,难道有超过此行的吗?这样传名万代,难道不美吗?”
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吐蕃造成边患,高宗对侍臣们说:“吐蕃小丑,屡次侵犯我边境,我们本来的任务是谋求安定和睦,未能立即诛讨夷狄。而夷狄豺狼成性,不知好歹,恩将仇报,我们放下不管则疆场日日紧张,处理它但又未有上策。现在应该议论得失,请各位各抒己见。”当时,刘景光、郭正一、皇甫文亮、杨思徵、薛元超各有所奏。 刘祎之那时是中书舍人,发表意见说:“臣看自古明王圣主,皆有夷狄之患。吐蕃时时骚扰边境,如同禽兽,得到他们的土地,不可居住;被他们侵扰,也算不上耻辱。愿陛下息万乘之威,且宽百姓之劳役。”高宗很赞赏他的意见。
后来, 刘祎之曾私下对凤阁舍人贾大隐说:“太后既然能够废除昏君立明君,又何用自己临朝行天子事呢?不如返政给皇帝,来安天下人的心。”贾大隐把这话密奏给武则天,武则天很不高兴,对左右的人说:“刘祎之是我所引用的人,意有背我之心,哪里还顾念我对他的恩呢!”垂拱三年(687),有人诬告 刘祎之收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的钱财,又兼与许敬宗的妾有私情,武则天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审讯此案。王本立宣读太后的手敕, 刘祎之说:“未经过凤阁鸾台,怎么能称敕呢?”武则天得知大怒,以刘祎之拒抗天子的刺史罪赐死于自己家中,时年五十七岁。
当初, 刘祎之已经下狱,睿宗为他申辩,刘祎之的亲友都以为太后一定会宽宥,私下庆贺,但刘祎之说:“我必死无疑。太后临事独断专横,威福全由自己的心意,皇帝上表,只不过使我加速致祸罢了。”刘祎之在狱中,曾经上疏申诉。到临死前,自洗沐,神色自若,命他的儿子执笔起草谢表,他的儿子见将与父亲诀别,悲痛得不能书写,监刑的人催促, 刘祎之就自己拿起笔一气呵成,词理恳切,见到刘祎之谢表的人无不伤痛。当时麟台郎郭翰、太子文学周思钧一起赞扬感叹他的文采。武则天听见便很讨厌他们,于是降郭翰为丞州司马,降周思钧为播州司马。睿宗即位,以 刘祎之为宫府旧僚,追赠中书令。有文集七十卷,传于当时。
魏玄同,定州鼓城人。他中举进士,后长时任司列大夫。因与上官仪文章唱和而受牵连,流配岭外。上元初年赦免回京,工部尚书刘审礼推荐他,称赞他有时务之才,拜岐州长史,直升迁到吏部侍郎。魏玄同因自己担当了选拔人才的职责,担心不能很好运用选人定职之术,就在这方面写了很有价值的书面意见上呈皇上,内容大义是:
“臣闻制造器物一定要择其好工匠;治理国家一定要求贤用贤。匠不良,无法做出好器物;官不贤,无法按规律治国。国君,是来管理天下人民的;臣子,是来辅佐国君的。如果国君不能安养百姓,就失去了君道;臣子不能辅佐国君,就丧失了臣子的职责。任用人才,实在是国家的根本,与人民的安危相联。现在的状况是百姓没有变富,盗贼也没有减,狱讼冤曲也未理清,礼仪法度也不齐全。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下吏不称职,众官非其才。官之不得其才,取人之道,也就有没有用好的地方。
“臣又闻傅说说:‘英明的帝王奉顺天道,建邦设都,设置后王君公,大夫师长,不只是为了让自己逸豫,更重要的在于更有效地治理百姓。’古代的邦国,就如现在的州县,土有常君,人有定主,各自选择英贤辅佐之才,而宰相等大臣则由朝廷任命。秦朝兼并天下,除封建割据,设置州郡地方官,汉代袭用,有沿有革。侯王设置官吏限制在四百石以下,其太傅宰相等大官,则由汉王朝设置。州郡掾吏、督邮、从事等官职,全部由州郡长官来任命。这样一直到魏晋,才开始将所有官员归入吏部任命。这样一直延用到现在。现在选用人的特点是‘:用笔来量才,看档案来察行。’这样的弊病,由来已久。
“大概是由于君子重因循而害怕改革,如有不得已的情况,也只是运独见之明,定卓然之议。如今的人事官员所行的,不是圣王的好的法典,而是近代的权道,这实在应当改革,这非常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例如尺丈之量,所能及者短;斗升之器,所积者怎么会多。尺丈不能及,怎么能量呢;斗升不能受,怎么能容得了呢?何况天下之大,士人之众,却委托于几个人的手上呢?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度的,天下选才之事都集中几人手中,肯定会出现不全和紊乱之毛病。再说居此任的人,不一定称职,昧于甄别察审,只是尽其庸妄,糊涂官理糊涂案,一旦讲情面看私交盛行,什么样的无理事都能做;一旦贪赃营私开头,千奇百怪的坏现象也会出现,这样就形成为人择官,为身择利,看亲疏而下笔,顾势要而措情。官场之中,竞相投靠;巧言令色,同于市井。加之以厚貌深藏机心,险如溪壑,择言观行,尚惧不周。今天百行折之于一面,众官专断于一司,这样选才任贤不是太难了吗。
“而且魏代只据天下的三分之一;晋代所处的是没有一统的状况,到齐、宋,以至周、隋,战争之日多,安泰之时少,天下分裂,各据一方。隋代平静,太平之时仅十多年罢了,接着又起兵祸,继之以饥馑,德业既未有成,世事也应接不暇,不能说非古而是今。武德年代(唐高祖)、贞观年代,也与今有异,当时开国草创,不仅国事繁多无空闲,而且也缺乏人才。到今天,享国永年,比屋可封,人才间出。选集之始,雾积云屯,选用之后,十不收一。但因玉石难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研究人事上的弊病,应明白今后的补救。
“夏代、殷代以前,制度多缺。周朝借鉴夏殷,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就是诸侯以下的官吏,不是全由天子任命,朝廷的众官,也不是专于一职。所以周穆王任命伯礒做太仆正时说‘:慎重地选拔你的下属,不要把巧言令色、偏辟侧媚的人当贤士误用。’这就是当时天子令诸侯自择下吏的实证。太仆正,只不过是中大夫,这样的官也可任命自己的僚属,那么三公九卿,也必然可以自选僚属了。再则《周礼》上规定太宰、内史,共同掌诏事。当是分职任于群司,但统起来只以数职。各人又去任命自己的下属,天子只任命大官。这样委任,所委者当,所用者精,因此贤人众多,国家繁荣兴盛。
“裴子野有言:‘任官之难,先王之备述之。平时视其孝友;乡里中诚信服人,言行举止,观其志义;忧患祸难,取其智谋;以工作重担压他,来观其才能;以财利委托他,来察其廉洁。《周礼》中讲官吏即于学校培养,在州里选择,告知他们政事,然后向朝廷举荐。到汉代,仍然如此。在州郡干出成绩,然后被五府征用,五府举荐自己的佐治之吏到朝廷,三公审参给予授职,尚书上奏天子。一人的任职,所关者众,一士之进,其考核极细。所以官能得其人,很少有败事的。魏、晋反之,所受的损失也很大。’裴子野所论,只是南北朝的一个小小的宋朝,还认为不胜其弊,而况于当今呢!
“再者从政为官,不可以无学。所以《尚书》中说‘:学古入官,议事以制。’《左传》曰:‘我闻学而后从政,不闻以政入学。’今贵戚子弟,多早求官,小小年纪,腰配银印青绶,有的在束发如两角的年龄,已经承袭高官。弘文馆崇贤馆的生员,宫内的侍从禁卫,课试既浅,能力也薄,但是门阀有素,门第声望自然也高。父子事业相承,本是古人之道。所说的王侯的长子,一定要考核他们,修六礼来节其性,明七教来兴其德,学全施政的八方面来防其淫乱,尊敬贤人来崇尚道德,批评不肖来除掉丑恶。少年受业,长大做官,均由德进,必凭才能而提升,这样而后才能治国理家有益。小小年纪做官而废学,轻考试而无才,像这类的人,也实在可惜,再者九品以下的官员,不待州县推荐,直接取之于书判,这恐怕不是先德而后讲才的意见。
“臣又认为治理国家用人才,就像人之用财。贫者满足于糟糠,希望得到粗麻布短衣;富人厌粮肉,思轻裘。然而当缺乏贤人的时候,就可以磨钝器策驽马而乘驭。在太平多士之日,就应精益求精而选人才。选才就要面广,尤其应该精选。臣见制书,每令三品、五品荐士,下至九品,也令举荐,这是圣朝广求人才之意。但因为褒贬不甚明,得失无大碍,故人升了官不忧处分受责,降了职也不尽搜扬。如果应征任职,也没有谨慎自己的行为的,况且贤人了解贤人,圣人识才,伊、皋这些贤人既举荐,不仁的就自然会离得远。所以今天要想真正得到贤才,也要慎重地择其举荐贤才的人。流清就是因为源洁,影正就是由于身正,不认真细致了解选才之官的品行,却一味责备被举人人才庸滥,这样是不可能得到真才的。
“《汉书》上说:‘张耳、陈余的宾客、厮役,都是天下的俊杰。’他们只不过是小人物,尚且能如此,何况以皇上的圣明,国家的德业,如果不建长久之策略,打好深厚的基础,用好得贤取士之术,一味顾望魏晋留下的不好风尚,臣窃以为这样是不明智的,伏愿陛下认真考虑,采纳良言,依照周代、汉代的好规矩,来把好吏部选才这一关。”
魏玄同的建议未被采纳。
弘道初年(683),魏玄同转任文昌左丞,兼地官尚书,代理宰相。武则天临朝,调任太中大夫、鸾台侍郎,仍然行宰相之职权。垂拱三年(687),魏玄同加授银青光禄大夫之职,加任检校纳言,封钜鹿男。魏玄同平时与裴炎交好,能始终保持友好,时人称赞为“耐久朋”;但他与酷吏周兴不协调。在永昌初年(689),被周兴陷害,说魏玄同讲太后已经老了,应当让皇位给皇帝。武则天听了,大怒,于是赐他死在自己的住宅。监刑御史房济对魏玄同说“:何不申告,如能得到召见,当自陈冤曲。”魏玄同叹道:“人杀鬼杀,有什么不同,哪里能告人事?”于是就刑,死时七十三岁。
李昭德,京兆长安人。父李乾..,唐太宗贞观初年(627)曾任殿中侍御史。当时,有一个俞县县令,名叫裴仁轨,他役使县衙的门夫干私事,唐太宗想重罚斩掉这县令。李乾..奏道:“法令,陛下在上面制定出来,在下的所有人都要遵守,这就成了陛下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律法,并不是陛下独有的。裴仁轨犯的是轻罪,而判的是重刑,这是与划一的律令相违背的,执法如果不按条律,那么天下的人就无措手足。臣被委任做了司法官,不敢违法而奉命。”唐太宗理解了这一点,裴仁轨竟免于刑法处分。李乾..不久升迁,做了侍御史。李昭德的祖母去世时,他父亲李乾..在墓侧筑庐而居,自己负土成坟。唐太宗派使到墓前吊祭,并旌表他们的门庭。李乾..后来历任长安令、治书御史,都有能干的美名。后拜御史大夫,与中书令褚遂良不协调,竟被褚遂良设计陷害。永徽初年(650),相继任邢、魏等州的刺史。李乾..虽然强直能干,但是与小人亲近,他在京外任职,却与令史结友,书信往来,叫令史打听朝廷之事。不久,被友人揭发,流放到爱州。乾封元年(666),李乾..被起用任桂州都督,历任司刑太常伯。他曾举荐京兆功曹参军崔擢为尚书郎。但事未成,就偷偷把内情告诉崔擢,后来,崔擢犯了错误,就告李乾..泄露禁中话语来为自己赎罪,于是李乾..被免官。不久去世。
李昭德,就是李乾..的儿子。强干有父风,少年时就以明经科中举,做官升到凤阁侍郎。长寿二年(693),朝廷增置夏官侍郎三员,当时选李昭德与娄师德、侯知一担任。这年,他又升任凤阁鸾台平章事,即代理宰相之职,不久又加检校内史之职。长寿中,京都改建文昌台和定鼎、上东等门,又在城外建外郭,这都是李昭德所创建的,时人认为他很有能力。当初,都城洛水天津的东边,立德坊的西南角,有中桥和利涉桥,用来通行人。上元二年(675),司农卿韦机才移中桥到安众坊的左街,对着长夏门,京都的人都认为很方便,因此利涉桥废而不用。节省钱财以万计。但是经常被洛水冲击,必须经常出劳力修治。李昭德创意堆积石头桥墩,使对着流水的部位成尖形来分水势,从此,竟未出现洛水冲刷损坏的情况。
当时,武则天以武承嗣为文昌左相,李昭德密奏:“武承嗣是陛下的侄儿,又是亲王,不宜加上机要的重权,来使众百姓生惑,况且自古帝王,父子之间,犹相篡夺权力,何况在姑侄呢,哪里能把重要权力委托给他呢?如果他不受控制,随心用权,陛下的宝位怎么可能安稳呢?”武则天惊惧地说:“我未考虑到这一方面。”武承嗣也曾返告李昭德不是,武则天说“:自从我任用昭德,总能高卧心宁,他能代我劳苦,不是你能赶得上的。”武承嗣不久转任太子少保,罢去参与政事的职务。延载初年(694),凤阁舍人张嘉福指使洛阳人王庆之率轻薄恶少数百人到朝廷上表,请求立武承嗣为太子。武则天不许,王庆之坚持请求没完没了。武则天令李昭德责问他们,才使他们散去。随即李昭德便用杖打死王庆之,余众才息。李昭德因此上奏道“:臣闻文王武王之道,重在方略策划布署,哪里有侄儿做天子而替姑母立庙的!以亲人而言,天皇(高宗)是陛下的丈夫,皇嗣是陛下的亲子,陛下应当将皇位传之子孙,以为万代之计。何况陛下是承蒙天皇顾托才有天下的,如果立了武承嗣,臣恐天皇不享祭了。”武则天才明白了,立武承嗣为太子之事才罢了。
当时,朝廷谀佞之人多被进用,所以,凡是无论大小,只要近于谄媚阿谀,虚假奉承,都能获得进见。有人于洛水中获有数点赤色的白石头,就到宫阙进见。诸宰相问这石头有何特点,回答说:“这块石头赤心,所以拿来进献。”李昭德叱责道“:此石赤心,洛水中余石难道能尽反么?”左右皆笑。这个时期,来俊臣、侯思止等,歪曲刑法,诬陷忠良,人都惧畏,李昭德每在朝廷奏他们的枉法情状,由此来俊臣的党羽也稍稍受到挫折。来俊臣曾弃故妻娶太原王庆诜之女,侯思止也上奏要娶赵郡李自挹之女,太后要政事堂共同商量。李昭德抚掌对诸宰相说“:太可笑,往年来俊臣像贼一样强取了王庆诜之女,已经大有辱国家。今日此奴又请求索取李自挹之女,莫不是又要来辱国吗?”这样,此事才作罢,侯思止后来竟被李昭德依法处死在杖刑之下。
不久,李昭德由于专权用事,很为朝野之士所厌恶。前鲁王府功曹参军丘忄音上疏指责李昭德,说他性好凌轹,气负刚强,朝廷诏命陛下皆依李昭德,李昭德自专无忌,威震人主,有势盛之殃。邓注又著《硕论》数千言,详细述说李昭德专权之状。凤阁舍人逢弘敏立即将此文上奏。武则天于是开始厌恶李昭德,对纳言姚王寿说:“昭德身为内史,备受殊荣,如果真的像大家所说的情状,那实在是有负于国家。”延载二年(695),降职任钦州南宾尉。数日,又命免死配流,不久又召回京拜监察御史。当时太仆少卿来俊臣与李昭德一向不和,于是诬陷李昭德有叛逆行为,因此被下到狱中,与来俊臣同一天处死。这一天大雨,臣民百姓莫不痛惜李昭德之死,又庆贺来俊臣之死。人们交谈:“今日天雨,可谓一悲一喜。”神龙二年(706),中宗降诏赠御史大夫。德宗建中元年(780),加赠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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