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珪,河南济源人。有血性,有抱负。年轻时应试得中进士,任官白水尉。
又参加制科考试,成绩优异。逐步升迁到监察御史,审核揭发出来的事谨慎公正。武后征收天下僧人的钱,在白司马坂营建佛祠,要制作一尊大像,张廷珪上疏劝谏,说:“收集四海之财,用尽万民之力,用深山之木建塔,用精炼之金铸像。
为运输材料填塞山涧沟穴,辗压虫蚁,要以亿来计算。所用工匠多为贫困者,驱使他们服劳役,加以饥渴,疾病入侵。再说僧尼等人平日即化缘为生,现州县督促交税,迫如星火,往往因实在无法,只能卖身以充税,这就不是佛门所说的‘随喜’了。如今天下困窘,百姓穷愁,从当前形势看,应该先平定边境,充实府库,蓄养人力。”武后认为他说得好,在长生殿召见他,赏赐慰勉甚厚,建佛祠之事停止。
那时诏令将河南河北的牛羊,荆、益两州的奴婢都上市买卖。在登州、莱州设监,所售的钱币用以补充军费。张廷珪上书说:“如今河南发生牛瘟疫,十分之九以上均病死。诏令虽说予以和市,要高于抑夺。如一并出售,则价格难定准,若个别选择,则吏人求贿。这样犹如牛再次遭病,农人两次受伤害。且高原耕地被夺改为牧场,两州再没有按人口耕种之田地,再加牛羊践踏毁坏,全境人民靠什么为生?荆州、益州的奴婢多半是国家户口,遭恶豪掠买,一旦没入于官,永无归期。且南北气候不同,易地定会生病,此举实为有损无益。再说,国君依赖的在于人民,人民所得以为生的是粮食,粮食的产生在于耕种,耕种所依靠的是耕牛,牛没有了,田就种不好了,田种不好,粮食也就无从产生,没有了粮食,百姓就会死亡,百姓死亡了,还何以为君呢?羊不是军国的重要物资,若使它繁殖过多,并不能生利。”武后市牛羊、奴婢之计作罢。
张易之被诛了,众臣们都认为应该穷治党羽,张廷珪建议“:自古以来,凡是革命,必定要归顺人心,以法来治天下。
如今唐历不改,天地复归人主,应该以仁来化育天下。再说张易之显赫时,趋附他们,为之奔走的几乎是天下人之一半,全部诛杀,则过分暴虐,只罚一两个,又于法不公,不如一切不究既往。”中宗采纳此种建议。
神龙初年,诏令恢复在白司马坂营建佛祠,张廷珪奉诏令到达河北。走过那里,见百姓劳役十分辛苦,心中甚是不安。于是上书恳切谏争,还说:“中兴之初,下诏书,不急切办理,曾斥责少监杨务廉,以警戒朝内外。现在再兴土木,不遵行以前的诏令,挖田伐木,破坏自然生气。希望能停止此举,以舒缓百姓的穷乏。”皇帝不听。不久,任张廷珪为中书舍人,再升任礼部侍郎。
玄宗开元初年,大旱,关中闹饥荒。
皇帝诏令求直言时政的。张廷珪上疏,说“:古代有多难而使国家兴盛,忧国而启动帝王圣智的,都因为事情危迫激发人的大志,环境艰难促使人能深思,所以能转祸为福。景龙、先天年间,凶党作乱,陛下有超代的神武,扫荡污垢。日月所照之处,无不沾濡恩泽。明明上帝,即将降福。但目前,阴阳错乱,九谷欠丰,关辅之间更为严重。臣思天意,可能因为陛下正是壮年有为之时,顷刻之间即建大功,但轻视尧舜,不习其法,比较秦皇汉武,自认更强,所以天示谴责。希望能日慎一日,永保大和,这就是皇天对于陛下的切盼深望,陛下难道能不奉若明旨而谨慎从事吗?臣等切盼陛下能约束自己,认真研究前王的书,崇尚朴素之道,招揽贤士,放斥佞人,远避后宫,削减外厩,不再贪图踢球田猎之乐,停止百姓的戍役,敦促远境治好农田,赐恩给孤苦之人,减轻赋税徭役,抛弃那些珠宝机巧,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自然会四海波清,百姓乐业。有人说天的惩戒不值得害怕。实际上上帝发怒后将会使风雨不调,饥荒更为严峻。到那时,将无以援救下民了,有人说百姓穷乏不足以怜恤。
但若亿兆百姓都背井离乡,愁苦潦倒,那就再没有东西可以奉献了。这是国家安危的关键,是君主祸福的根源,怎么可以不明察?何况陛下刚刚登帝位,华夏及四夷百姓都洗耳恭听,刮目而看,希望有所闻、有所见,怎能辜负他们的切望呢?”
张廷珪升任黄门侍郎,监察御史蒋挺犯了法,诏令在朝廷行杖刑。张廷珪上奏“:御史犯法,如该杀就杀,但不可廷杖而侮辱。”士大夫都佩服他懂礼。
王琚持符节巡视天兵各军。正准备回京,又诏令他去塞下。很多人都说将要去攻袭回纥。张廷珪陈述五条不可行的理由,还说:“中国步兵多骑兵少。每个士兵带一石粮食,背百斤重的盔甲,盛夏时长途跋涉,昼夜不得休息,与回纥相比,劳逸悬殊,其势自然不能相抵,此其一。出军袭击,不达到几万人是不能成行的。许多人废弃耕种,而军饷却大大增加,如今年岁欠收,不敷军费,此其二。
远征千里,谁会不知道,贼人还有侦察兵,我们到达前,他们就有了防备,此其三。夷狄之人居住在砂碛大漠,狩猎为生,其地只有石头,我们即使攻克了也无用,此其四。现天下均欠收,应该罢兵休养生息,此其五。”又建议恢复十道按察使,巡视州县。皇帝同意并采纳,于是诏令陆象先等人分别任十道按察使。那时,派使者带了缯锦到石国去买狗、马。
张廷珪又建言:“犬马等牲畜,不是当地产的不养。珍禽异兽在国内都不能繁殖。不宜劳动远方送来特异之物。希望能省下与国无益之事而救援已经形成的急难,能做到,就是天下之大幸。”
张廷珪后来犯了泄漏宫内言语的罪,出京任沔州刺史。频频在苏州、宋州、魏州之间迁徙。当初,景龙年,宗楚客、纪处讷、武延秀、韦温等人的封户大多在河南河北一带,他们劝朝廷下诏令两道中蚕茧产地,不论水旱,都要用蚕茧折算租赋。张廷珪说:“这河南、北两道近倚大河,土地肥沃,卿佐大臣,多数在此,应该谋取百姓的欢心,怎么可以不怜悯他们水旱灾之忧而要剥尽他们的力量呢?假若因为那些地方宜养桑蚕而加别税,那么陇右的羊、马,山南的椒漆,山地的铜锡铅锴,海洋的蜃蛤鱼盐,遭水旱灾时都能免税,为什么独独河南河北要处在君王法度之外呢?希望能按照贞观、永徽时的法例,准许他们遇灾时能折免税赋。”皇帝下诏同意。张廷珪在官时有威严,讲教化。入宫则任少府监,封范阳县男爵。在太子詹事任时退休。死后追赠为工部尚书,赐谥贞穆。
张廷珪身材魁梧,很有风度。擅长写八分书,与李邕友好。当李邕在仕途中遇到不利时,张廷珪多次上表荐举,人们赞扬他的耿直方介。
韩思复,字绍出,京兆长安人。祖父韩伦,贞观年中任左卫率,赐长山县男爵。韩思复很小时就死了父亲。长到十岁时,他母亲对他说了父亲死的情况,他听了伤心悲痛几乎昏厥。所以他的祖父非常喜爱他,曾经说:“这孩子将来一定会光宗耀祖的。”那时家里很富有,但他对于金玉、车马、游玩从不过问。学习十分认真,参加秀才考试得了高名次。祖父死,韩思复承袭了祖父的封爵。到永淳年间,家中穷困了,年岁又不好。京兆的杜瑾送他一百段绫,那时,韩思复两天才能吃一餐饭,但杜瑾送来的绫却完好未开封。
韩思复曾任梁州仓曹参军。遇到天大旱,他就开仓赈民,州里责备他,他回答“:人穷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不如赈粮给他们让他们活命,不让他们当盗贼。”州里不能折服他。后来调任汴州司户,为政宽仁,不行杖刑。因母亲死而离任,就砍柴卖了自给。那时姚崇任夏官侍郎,非常赏识他,除丧后提拔他为司礼博士。后来步步高升,直至礼部郎中。
建昌王武攸宁母亲死了,要求鼓吹送葬,韩思复据礼认为不可以而作罢。后来因是王同皎推荐的人而被牵连,贬为始州长史。再升为滁州刺史,州里有铜矿,矿工开采十分辛苦,韩思复将矿的开采卖给他乡,省了很多费用而获利却很多。
有黄芝五枚生在州署里,百姓认为是祥瑞,还为之而凿石刻。后来韩思复调任到襄州。
景龙年间,韩思复入京都任给事中。
皇帝要建景龙观,韩思复劝谏说:“祸乱刚刚结束,就大兴土木,不利于休养生息。”没被采纳。左散骑常侍严思善因谯王重福的事受牵连被捕下诏狱。有司检举严思善的罪名是“:任汝州刺史时与谯王交游;到了京师,不揭发谯王阴谋,只是奏说东都有兵气。隐瞒反叛,欺罔皇上,应判死刑。”韩思复说:“过去韦氏擅自干预国政打算危乱李氏社稷,善思到相王府,说陛下一定会即位。现在诏令善思返京,诏书一到他即刻就来,假如他有谋反之心,岂肯匆忙前来呢?请招集百官讨论。”议论很多与韩思复的意见同,严思善得免死,流放静州。韩思复升任中书舍人,多次指出政事中的得失,颇多被采用。
开元初年,韩思复任谏议大夫。山东发生蝗灾,宰相姚崇派使者分道督促捕杀。韩思复上奏:“黄河两岸的州县,蝗虫所到之处,禾苗全被吃尽,现在又将到洛州了。使者往来都不敢直言。且天灾流行,哪能捕埋得尽?切望陛下能悔过责己,停止一切不急之务,任用极端公正之人,就以这样诚恳实在的工作来回答上天的惩罚。那些驱蝗使应全部撤消。”玄宗认为对,把他的奏疏给姚崇,姚崇建议派韩思复去山东检查蝗虫为害的情况,他回来后,据实报告。姚崇又要求派监察御史刘沼去复查。刘沼揣摩宰相的意思,把以前呈报的全部改了上报,根据改了的报告,河南几州的租赋不能减免。姚崇因而不喜欢韩思复,让他出京任德州刺史。后来,入京为黄门侍郎。
皇帝北巡时,任行在巡问赈给大使。升为御史大夫。他为人恬淡,仁恕行事,不喜欢纠察别人的小过失,后改任太子宾客,晋封为伯爵。后来任礼部侍郎。又出任襄州刺史,治理有方,名闻天下。任期满后回京,仍任太子宾客。死时,年七十四岁,赐谥为“文”。天子亲自为他的碑题字“:有唐忠孝韩长山之墓。”他的原属下卢亻巽和同乡孟浩然为他在岘山立石纪念。
当初,郑仁杰、李无为两个隐居在太白山,韩思复年轻时与他二人交游,那二人曾经说“:你的见识清正,相貌古朴,可惜当不到宰相。”他的儿子韩朝宗,天宝初年时任京兆尹。
李渤,字浚之,是后魏时横野将军、申国公李发的后裔。父李钧,任殿中侍御史,因不能养母而被世所废。李渤以家中的污点为耻,不肯任官,立志做学问,与二哥李涉一同隐居庐山。曾认为列御寇拒绝赠粟而他的妻子发怒,这是他的妻子缺少妇德;乐羊子在路上拾了块金子回家,他的妻子责备他,这是乐羊子人品有缺点。于是搜集古代有高尚德行而又隐居不仕的人,以楚接舆、老莱子、黔娄先生、于陵子、王儒仲、梁鸿六人画像赞誉其德行,且用来作为自己的榜样。后来,迁居少室山。
元和初年,户部侍郎李巽、谏议大夫韦况交替荐举他,诏令以右拾遗的名义招他。那时,河南少尹杜兼派官员拿了诏书及钱币上山敦促他赴京。李渤上书辞谢说“:以前屠羊说曾说过‘:居三公之位,享万钟之禄,当然比宰羊的显赫,但不该让君王胡乱将此尊贵赐给我。’他不过是个低贱的商人,还能因爱君而忘记自身。臣虽然很想窃据荣耀而满足私欲,但岂不愧对屠羊吗?”不肯受官。洛阳令韩愈写信给他:“有诏令河南迅速告诉您皇帝的旨意,朝廷人士都引颈东望,就像盼景星、凤鸟那样,先睹为快。如今天子仁圣,大小之事皆出于宰相,喜爱善言,只担心听不到。自皇帝即位以来,所决断而施行的事没一样办得不好的。皇上的勤俭、宽大,即使是深闺妇女、草野乡人也都熟知了。我不通古史,但想请问先生,现在不是太平之世么?再加上非人力所能达到的,如连年丰收,祥瑞迭出。内奸外贼,相继平伏,四海之内,各事所司。这样的时候,您不疾起与天下之士共享,还待何时?过去,孔子知其不可为还要努力不止,遍历诸侯之国。现在是可为之时,您却自藏于深山,坚持不肯出山。以您此举与仁义者相比就大不同了。我想象着您束装上路,惠然而来,畅舒您往日渊博学识,深邃思想,以补足盛德万一的不足。此举能有益于当世,而您将名垂未来。又听说朝廷一定要起用您。如果使者请不动您,河南尹必亲自前来。拾遗之位如不肯就任,定要加更高之官职。
这样就有损于廉、有害于义,您是一定不会肯造成这样的局面的。您不肯出山,这就使天子不能尽得良臣,君子仿效您而不能全得显职,百姓不能更多得惠。
您不出山,为害非浅,想您必能深思,务必请您能合于孔子之道。”
李渤觉得韩愈的话极对,于是出山,居于东都,每遇朝廷有所不到,就上疏陈述论议。
元和九年(814),讨伐淮西,上疏说平定贼人的三种办法,一是感,二是守,三是战。感化不成,不失为守;守而不成,继之为战。又奉上《御戎新录》,皇帝以著作郎职位招他,李渤从此赴任。一年多后,升为右补阙,但因连上章疏违犯了皇帝旨意,调任丹王府咨议参军,分司东都。元和十三年(818),又上疏:“至德以来,天下都盼望能平安有序,但至今不能达到的原因是人因循而不知变。上天将变通之大权及机会赋予陛下,陛下顺天意而行变革,则国运悠久。臣以为应该趁平定蔡乱之势,以德来羁服垣州、兖州,定能成功,陛下之恩及威就能遍达天下。过去舜、禹以匹夫起而终于驭四海,是如此之壮烈;今以五圣营建太平,竟如此之难。臣以为可能是宰相群臣好的治国方略还藏于心底,未能对陛下畅所欲言,故而使陛下翘首而望文、武、禹、汤式的贤人而不得。臣以为应该正肃六官,重申九畴(禹时治天下之大法),修定王制、月令;崇尚孝悌,敦睦九族;拓广谏路,停止荐举,恢复考试;安抚四民(士农工商),减削佛道;公布法令,练兵备战。希望能发动宰相公卿大夫都来议论,广泛招集海内名儒学者大开学馆,与群臣一同研究。务必有理论依据,参照古代,适应现时,反复磋商然后定作制度,以符合孔子继周公之教导。特此提出五事:一礼乐,二食货,三刑政,四议都,五辨雠。”
李渤虽在京都之外,但心想朝廷,共上疏表四十五件。提升为库部员外郎。
那时,皇甫..任宰相,要求减削各下属的费用,李渤正奉诏命去祭吊郗士美之丧,途经陕西,以所见上书:“渭南长源乡原有四百户,现只剩四十;阌乡原有三千户,现只剩一千。别的州大致也是如此。
推究荒敝的原因,开始于均摊逃离人的赋税。如果十户走了五户而把原赋额全摊在未走人的身上,就像将石头丢入井中,非堵塞泉眼不止。此种做法都出于聚敛之臣以剥夺下民而媚上的缘故。切盼皇上能下诏书一律禁止摊赋。这样,不用三年,人民定会归于农田。农耕,是立国之本。本立,然后可以指望太平。”
又说:“道路破败不修,驿马很多都死了。”宪宗看了奏书十分惊骇,马上调出飞龙马几百匹给京畿内的各驿站。李渤因他的直言时弊触犯了宰相,于是告病东归。
穆宗立,招李渤回任考功员外郎。
年底,考核京官。李渤不避权幸,从宰相而下均行升黜。他上疏说:“宰相萧亻免、段文昌、崔植等人是陛下即位之初用为辅佐,以解危治乱之重臣。陛下礼敬大臣,所以没有出现过分亲昵、自骄自贤之心,陛下将天下之事全部交付他们。但萧亻免等人不能推崇至公,陈述先王道德,又不振举旧法,恢复百司之本责。政之兴废在于赏罚得当,萧亻免等任相职以来,未曾奖励过一个人的德义,使天下之吏得到榜样的激励;也没有罢黜一个人的渎职,使尸位素餐者有所警戒。因而正邪善恶混然不辨。陛下日前赴骊山,宰相、翰林学士等都是陛下的股肱心腹,都应该知道。萧亻免等人不能在事前切谏,因而陷陛下于忽视劝谏之过错。由此,萧亻免、段文昌、崔植与翰林学士杜元颖等人均请考为中下。御史大夫李绛、左散骑常侍张惟素、右散骑常侍李益等人,对陛下赴骊山之事劝谏过,郑覃等人又劝谏陛下畋游之事,有恳请激励事君之礼,请考为上下。崔元略该考上下,以前考校于..不确,于..因受贿犯赃处死,请降为中中。大理卿许季同,是任用于..者,应考为中下;但不久前陷于刘辟之乱,他能弃家归朝,可补偿过错,应考为中中。少府监裴通,职责修举,该考中上;但他在请追封母亲时,不请封嫡母而请封生母,请考中下。”报告送上去后,不下发,李渤再请下发,冯宿主管考功,上奏“:考核官吏应取这一年中的事来评议,郎中校京官四品以下可以考核后升降,三品以上是清望官,每年由内部考核,非有司所能议论的。李渤提出一些过去的事而加以褒贬,有违朝廷制度,请求仍缘旧例行事。”李渤的评议作罢。
那时,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上表请任李渤为节度副使,杜元颖检举说:“李渤故意表现能直言,以此沽名钓誉,生性狂躁,干预政事,上疏不断,而又外与方镇结交,欲求得他们的举荐。这样的人,不宜放在朝内。”于是调李渤出朝任虔州刺史。李渤到任后,奏还信州所移的税钱二百万,免税米二万斛,裁减多余役夫一千六百人。观察使将此事上报,不到一年,升任江州刺史。
度支使张平叔收敛天下的欠租,李渤上疏:“度支来收取贞元二年(786)流亡户的赋钱四百四十万。现臣所管辖之州共有田二千顷,现在已旱死一千九百顷。假若按照度支所要求的征收,臣担心天下人会指责陛下在大旱中要责收百姓三十年前的欠租。臣任刺史,对上不能奉命,对下不忍心百姓困死。臣罪责难逃,特请求放臣回归田里。”皇帝接纳下诏免收。李渤又治湖水,筑堤坝,使人行走不需涉水。
又入朝任职方郎中,后升为谏议大夫。那时敬宗皇帝早朝时常常晚到。一天入阁,皇帝好长时间不出来,群臣候立在紫宸门外,有老年体弱的站不住跌倒。
李渤出列见宰相说“:昨天上疏说了晚朝之事,今天却更晚了。这是谏官不能说服改变君主的意旨,不称职。李渤我请求出阁待罪。”正说着,那边皇帝唤仪仗出来了,李渤之请作罢。退朝后又上疏说“:今天入阁,陛下没有按时见群臣,群臣都分散而斜倚,散乱随意,是表现在外的;焦虑忧思,则是郁结在内的。忧虑倦怠积郁多了,必生灾祸,小则天旱出现妖孽,大则产生战争叛乱。《礼》中说:‘三谏而不被采纳,就应逃离。’陛下新即位,臣已达三谏,恐会危及社稷。”又说:“左右常侍之职为规劝讽谏,但却缄默不言,若设官而不要求他们尽责,不如免官。”
不久,李渤担任理匦使,建议“:大事上奏皇上,其次告知宰相,再次交给有司。若有司处理不当,允许他再纳匦投诉。如无理妄诉,则本罪外再加一等,以禁绝冒越妄诉者。”下诏同意。
当时,政出多门,大权落于亲近邪佞,全无纪律。李渤义正不顾患难,每日都有奏章议论政事。天子虽然年幼蒙瞳,也有所感悟,升他为给事中,赐给金紫服。
五坊卒府里斗殴,伤了县中百姓,..县令崔发很生气,命小吏拘捕。其中有一人是中人,就释放了。皇帝得知他拘捕了内官,大怒,将崔发抓来下御史狱。
正遇上大赦,改年号。崔发也是囚犯坐在鸡竿下,不久有几十个中人拿了棍杖乱打,崔发被打得头破血流,牙齿也打掉了,几乎送命。台吏哀求,这些中人才去。接着,所有的囚犯都释放了,独有崔发不得赦免。李渤上疏说“:县令拘捕中人,中人殴打御囚,其罪是一样的。但是县令的犯罪在赦令之前,而中人的犯罪则是在赦令既下达之后。若不以法来处理,臣担心四夷听说这种情况后,会萌生怠慢轻视之心。”李渤又在上朝时说“:前些时神策军在幔城夺取京兆府的进食牙盘,没有及时处置,以致宦人更加蛮横。”
皇帝向左右询问,都说没有夺食的事。
皇帝认为李渤与崔发是一党,于是让李渤出京任桂管观察使。另一天,宰相李逢吉等朝见皇帝说:“崔发拘捕了中人,确实是不敬之举。不过,崔发的母亲是以前宰相韦贯之的姐姐,年已八十,为崔发而忧虑成疾。陛下正提倡以孝治国,应略加恩原谅。”皇帝听了心中很难过,说“:刚才谏官只说崔发冤枉,并未说到他母亲的事。”于是当即派人送崔发回家,并抚慰他的母亲。韦夫人跪拜接诏,哭着当着使者的面打了崔发四十杖。不过,还是罢了他的职。到文宗时,才用崔发为怀州长史。
桂州有漓水,从海阳山流出。传说是秦派史禄伐粤时凿为漕的,后来马援讨伐征侧,再加修理以通航的,后来被江水冲毁,就慢慢淤积水浅了,每次运粮,要用几十人才能将一艘船拉过浅滩。李渤疏浚旧河道,两岸筑堤,航运就方便了。过年后,因病回洛。大和年间,招入拜官太子宾客。死时,年五十九岁,追赠礼部尚书。
李渤坚守操节,自律很严,不苟合于当世,人们都说他矫情。多次因其言论而被斥责,但其耿直始终不减。守名节的人颇看重他。
裴潾,原是河东闻喜人。年轻时学习刻苦,善写隶书。因门第而入官。元和初年,逐步升迁至左补阙。那时两河用兵,宪宗任用宦人为馆驿使,检验稽查进出之人。有个叫曹进玉的,倚仗皇帝的恩宠十分倨傲。有使者过往,甚至加以打骂,宰相李吉甫奏明情况,罢了他的官,到伐蔡用兵,又派中人为使。裴潾上疏谏:“凡是驿站,均有专职官员。畿内有京兆尹,外道有观察使、刺使迭相监临,台中又有御史任馆驿使,专门察查错误或缺漏。倘若还有不负责的,则该明示科条,督促加责,谁还敢不警惕?倘若再派内宫之臣来主管,那就是内臣管外事,职分乱了。若事有不好的,应在初起时责戒;即令还有所妨碍,也必不会扩大。现正开太平至理之风气,那么澄清本原,扶正末梢,正是其时,应该堵塞侵官的原由,铲除错位的萌芽。”皇帝虽不能采纳,但仍嘉奖他的忠心,提升为起居舍人。
宪宗皇帝喜爱方士,柳泌为皇帝炼治丹剂,以求长寿。皇帝服用后,心中烦躁,口渴不解。裴潾上疏谏:“除天下之害者,常能受天下之利;能与天下人共乐者,常得能天下之福。
所以上自黄帝、颛顼、尧、舜、禹、汤、文、武,都努力帮助生灵,天也都以长寿报答他们,他们的荣誉永垂不朽。陛下以孝安宗庙,以仁治百姓,铲除妖凶,开张太平盛世,且礼敬贤德之人,待以始终。这样的神功圣德,是前古所不能及的。陛下亲自执行,天地宗庙必会以亿万年之永久酬答陛下。如今方士韦山甫、柳泌等人以炼丹术自诩,并彼此吹嘘引见,谎称替陛下延年。臣以为真仙有道之士都隐姓埋名,隐居山林,无求于世,岂肯谒见贵人公卿,自夸其技,乞求引荐的呢?
现在所来的人,并非有道之人,实为求利而来。他们自称能飞炼为神,用以诱骗权贵贿赂,及其假伪败露,又无耻地逃走。这样的人怎可相信,他们的药岂可服用?
“臣听说人能口辨味、耳别声、目识色。味美的食物能促进人气血的运行,气血的运行能帮助心志的形成。用水火盐梅来烹饪鱼肉,厨子恰当地使用它们,加佐料使成美味,君子吃了,能使心公平正直。三牲五谷,是禀承五行而生的,变化而成五味。天地生长这些东西,是用来供人食用的,圣人按需要而食用,体魄就能健康强壮。至于药剂,是用来治病的,怎能经常服用呢?何况金石性质燥热酷烈,再加几年的烧炼,积炎成毒,不是轻易可以驭使的。以前秦汉的君王也有信方士的,有名的方士如卢生、徐福、栾大、李少君等人,后来都被揭发是欺诈,终无成功者。这些事都在前代的书策中记载着,可以查验的。
“《礼》中说:‘君王服药,臣子应先尝;父亲服药,儿子应先尝。’臣和子是一样的道理。臣希望能将他们所炼好的丹药,给炼药人先服用,一年以后考查药的真伪,那就一切都清楚了。”
皇帝看了奏疏,生气了,把他贬为江陵县令。
穆宗立,柳泌等人被杀,招回裴潾,升任刑部郎中。前率府仓曹参军曲元衡,打死了百姓柏公成的母亲。有司认为柏公成的母亲无辜而死。此时曲元衡的父亲任军使职,就以曲元衡父亲的荫庇给了柏公成钱。柏公成收了钱就不告官了,曲元衡也就得以赦免。裴潾上议说“:杖捶打人是一种刑法,官员们可以在他部属之内施行,若不是他的部属,即使有罪,也必须交由有司处理,以表明不得擅自施刑。曲元衡不是官员,柏公成的母亲不是他的部属,不能因父荫而免罪。柏公成从仇家收受贿赂,以母死谋利,悖逆天性,也应判罪。”皇帝下诏:曲元衡杖责六十后流放,柏公成依法论死。
后来,太和四年(830),裴潾由给事中出任汝州刺史,任期中,越法杖人致死。贬为左庶子,分司东都。太和七年(833),升左散骑常侍、集贤殿学士。太和八年(834),又转任刑部侍郎,改任华州刺史。
太和九年(835),再任刑部侍郎。开成元年(836),任兵部侍郎。第二年出为河南尹,不久,又回来还任兵部侍郎。开成三年(838)死,追赠户部尚书,赐谥“敬”。
裴潾以道自处,尽心事皇帝,嫉恨朋党,所以不被当权者、宠幸者所喜欢,曾收集历代好文章,续梁昭明太子的《文选》,共三十卷,名之为《大和通选》献给皇帝。
当时的文士若不是与裴潾有交往的,其文章均不中选。所以时论认为他很狭隘。后来宪宗终因服丹药而死,时人认为裴潾有远见。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