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厓駹最大。其俗或士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厓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馀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馀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曰:“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馀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馀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彊,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上许之。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馀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馀县,属蜀。
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饟。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秏费无功。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及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筑朔方以据河逐胡,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馀辈。岁馀,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
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
及至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
南越破後,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厓駹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巂郡,筰都为沈犁郡,厓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
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劳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於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岂有天禄哉?在周为文王师,封楚。及周之衰,地称五千里。秦灭诸候,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然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揃,剽分二方,卒为七郡。
西南外徼,庄蹻首通。汉因大夏,乃命唐蒙。劳洸、靡莫,异俗殊风。夜郎最大,邛、筰称雄。及置郡县,万代推功。
西南夷的君长多得要用十来计算,其中夜郎的势力最强大。夜郎以西的靡莫之夷也多得要用十来计算,其中滇的势力最大。从滇往北,那里的君长也多得用十来计算,其中邛都势力最大。这些夷国的人都头梳椎髻,耕种田地,有聚居在一起的城镇和村落。他们以外的地方,西边从同师往东,直到北边的楪(yè,叶)榆,称为嶲(x?,西)和昆明,这些夷人都把头发结成辫子,随着放牧的牲畜到处迁徙,没有固定的居住之地,也没有长帅,他们活动的地方有几千里。从嶲往东北去,君长多得要用十来计算,其中徙(s?,思)和筰(zuó,昨)都势力最大。从筰往东北去,君长多得要用十来计算,其中冉駹(máng,忙)的势力最大。他们的风俗是,有的是土著之民,有的是移徙之民,都在蜀郡的西边。
本文是一篇民族史传,记述了我国西南(包括今云南以及贵州、四川西部)地区在秦汉时代的许多部落国家的地理位置和风俗民情,以及同汉王朝的关系,记述了汉朝的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和王然于等抚定西南夷的史实,描述了夜郎、滇等先后归附汉王朝,变国为郡,设官置吏的过程,揭示了中国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最终将形成一个和睦的多民族国家的必然趋势,反映了司马迁民族一统的历史观念,表现了他的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的思想,有其进步意义。文章头绪甚多,但结构安排却井然有条,前后映照,重点突出(主要写夜郎和滇),“文章之精密”(吴见思《史记论文》),达到“无隙可蹈,无懈可击”(李景星《史记评议》)的程度,有较高的艺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