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适为政举措

行政

　　四大矛盾

　　矛盾之一：由即位之初信任宰相演变为对大臣的猜忌，并形成了拒谏饰非、刚愎自用的性格。
朝廷之上频频发生人事变动，尤其是频繁地更换宰相，使李适在位时期的朝政，即使偶尔能够呈现令人鼓舞的新气象，也都不过是昙花一现而无法保持下去。人事的纷争使德宗徒有宏图壮志，而不能实现救国兴邦。

　　矛盾之二：由武力削藩转而变为对藩镇姑息。

　　李适即位后，一直试图削夺拥兵自重的地方藩镇节度使的权力。为此，他不惜使用武力。建中二年（781）正月，河北成德镇（驻守恒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李宝臣病死。按照以往藩镇节度使死后将职位和土地传给子孙的规矩，他的儿子李惟岳上表请求继承父位。李适早想革除藩镇父子相传、不听命朝廷的弊端，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节度使梁崇义为了他们共同的利益和李惟岳密谋联手，准备以武力抗拒朝廷。李适征调京西防秋兵万余人戍守关东，并亲自在长安设宴犒劳征讨兵马，打响了武力削藩的战役，并在最初阶段取得了巨大成果：淄青李正己病死后，他的儿子李纳被打得大败，李惟岳被其部将王武俊杀死，只有田悦在魏州负隅顽抗。成德镇的大将张忠和投降，李适任命他为成德节度使。但是，李适在削藩过程中，利用藩镇打藩镇，导致了参与朝廷削藩战役的幽州节度使朱滔等人的不满。结果，形势发生逆转。建中三年（782）底，卢龙节度使朱滔自称冀王、成德王武俊称赵王、淄青李纳称齐王、魏博田悦称魏王，“四镇”以朱滔为盟主，联合对抗朝廷。

　　同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不久又称楚帝），与四镇勾结反叛。战火一下从河北蔓延到河南，而且东都告急。建中四年（783）十月，李适准备调往淮西前线平叛的泾原兵马途经长安时，因为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赏赐，加上供应的饭菜又都是糙米和素菜，士兵发生了哗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泾师之变”。李适仓皇出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成为唐朝继玄宗、代宗以后又一位出京避乱的皇帝。泾原兵马拥立朱滔的兄长、曾担任泾原军统帅的朱泚，称大秦（后改为汉）帝，年号应天。朱泚进围奉天，前线李晟、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等军从河北撤军勤王，李适的削藩之战被迫终止。

　　兴元元年（784）正月，李适痛下“罪己诏”，声明“朕实不君”，公开承担了导致天下大乱的责任，表示这都是自己“失其道”引起的。李适在诏书中宣布，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叛乱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所谓“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故而赦免了这些叛乱的藩镇，表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除了朱泚以外，甚至连朱滔也予以宽大，许其投诚效顺。从此，开始调整了对藩镇用兵的政策。王武俊、李纳、田悦见到大赦令，取消了王号，上表谢罪。二月，由于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联络朱泚反叛，李适又不得不再次逃往山南西道的梁州（今陕西汉中）避乱。一直到七月，李适才因为李晟在五月打败朱泚收复京师而重返长安，结束了颠沛流亡的生活。

　　贞元元年（785）秋，马燧收复河中，李怀光兵败自杀，第二年四月，淮西将陈仙奇杀李希烈投降，李适就任命陈仙奇为节度使。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陈仙奇，李适又任命吴少诚为节度使留后。

　　显然，李适在遭受削藩的挫折以后，特别是由于引发了“四王二帝”事件与“泾师之变”，他对藩镇由强硬的武力转为姑息。据说，李适在离开京城时，曾打算逃亡成都，说明他在朱泚反叛以后对自己能否重回京师感到绝望，对能否消灭叛乱的藩镇和长安的朱泚感到前景渺茫。如果不是李晟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的劝阻，他也许会真的远逃四川了。李适一旦遭受挫折立即锐气大伤的状况，从他对待藩镇的态度上可见一斑。德宗对待藩镇态度的转变，使登基以来解决藩镇问题的大好形势和良好机遇，也转瞬即逝。藩镇割据专横，遂成积重难返。

　　矛盾之三：对内廷宦官由即位之初的“疏斥”转而变为后来的委重，以宦官掌握神策禁军和担任监军成为制度。

　　李适的父亲代宗，因为是由宦官拥立，所以对宦官很是优宠，特别是派往各地出使的宦官，任由其公开索贿、大肆搜刮。李适为皇太子时就很清楚其中的弊端，所以即位伊始，就下决心加以整治。在刚刚即位的当年闰五月，李适派宦官往淮西给节度使李希烈颁赐旌节。此人回京后，李适得知，李希烈不仅送了他700匹缣、200斤黄茗，还送了他骏马和奴婢。李适大怒，将其杖责六十以后又处以流刑。此事传出京城，那些奉使出京还没有回来的，都悄悄地把礼品扔到山谷之中，没有收到礼品的就再不敢乱来了。不仅如此，在即位的当月，他还将暗怀异图的宦官刘忠翼赐死。

　　李适即位后，总的情况是“疏斥宦官”而亲近朝廷官员的。但在遭遇“泾师之变”出逃避难的过程中，李适逐渐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原因是他信赖的禁军将领在叛军进城时竟然不能召集到一兵一卒保卫宫室，而他仓促逃亡时身边最可以依靠的，竟然是自己在东宫时的内侍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及其所率的百余名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的忠心可依与朝廷武将的难以依靠给李适以深深的刺激。逃亡避乱，使李适还进一步思考，皇帝绝对不能没有自己的近卫亲军，而且这支近卫亲军交付朝廷官员不能使自己放心的时候，由宦官掌领也就和自己亲领没有什么区别了。慢慢地，李适开始将统领禁军的事宜交付窦文场和霍仙鸣等人，说明他已经开始改变了即位之初疏斥宦官的态度。兴元元年（784）十月，也就是德宗重返京师刚三个月，就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同时以窦文场和霍仙鸣（一开始为另外一个宦官王希迁）为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开启了宦官分典禁军的先河。神策军自李适重返长安以后，驻扎在京师四周和宫苑之内，成为比羽林军、龙武军更加重要的中央禁军和精锐机动武装部队。贞元二年（786），李适将神策军左右厢扩建为左、右神策军，窦文场等宦官仍然担任监军，称为“监勾当左、右神策军”，反映出对宦官的信赖和宠重。到贞元十二年（796）六月，李适又设立了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分别由窦文场和霍仙鸣担任，这一职务直接由皇帝授任，成为地位高于神策军大将军之上的实际统帅。从此，神策军的统率权掌握在宦官手中。在贞元十一年（795）五月，李适还将宦官任各地藩镇监军的办法固定下来，专门为担任监军使的宦官置印，不仅提高了监军的地位，也使之制度化。

　　李适对宦官态度的转变，使宦官由刑余之人而口含天宪，成为李适以后政治中枢当中重要的力量。李适以后的唐朝皇帝当中，像他的儿子顺宗、孙子宪宗以及后来的敬宗、文宗等都是死于宦官之手。史学家往往把宦官专权称为唐晚期政治腐败和黑暗的表现之一，这一状况的最终形成，与李适对宦官态度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

　　矛盾之四：由即位初期的节俭和禁止各地进献转变为喜欢财物与大肆聚敛。

　　李适宗即位之初，就在任命崔佑甫为相的两天后，诏告天下，停止诸州府、新罗、渤海岁贡鹰鹞。又隔一天，李适又诏山南枇杷、江南柑橘每年只许进贡一次以供享宗庙，其余的进贡一律停止。几天后，他连续颁布诏书，宣布废止南方一些地方每年向宫中进贡奴婢和春酒、铜镜、麝香等；禁令天下不得进贡珍禽异兽，甚至规定银器不得加金饰。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他又下令将文单国（今老挝）所献32头舞象，放养到荆山之阳；对那些专门供应皇帝狩猎的五坊鹰犬更是统统一放了之。同时，还裁撤了梨园使及伶官之冗食者300人，需要保留者均归属到太常寺。为了显示皇恩浩荡，他诏令放出宫女百余人。李适的改作，的确显示出新君登临大宝以后的新气象。

　　但是，自从因朱泚事变出逃奉天以后，他似乎意识到钱财的重要性，也开始改变了态度。从这时起，他不仅开始喜欢钱财，而且还主动地要求地向他进贡。此外，李适宗还经常派中使宦官直接向政府各衙门以及地方公开索取，称为“宣索”。贞元年间担任宰相的陆贽，因为拒绝所有来京城办事的官员的礼物，李适还派人开导他，不要太过清廉，对人家的礼物一律拒绝是不通人情世故，像马鞭、鞋帽之类的小礼物，收受一点也无关紧要。

　　从禁止地方额外进贡到大肆聚敛钱财，李适不仅改变了他的财政政策和用人政策，也给他的治国为君之道带来了不良名声。

　　李适在位前后施政风格出现的巨大反差和矛盾，一方面说明了这位自幼生于安逸后又饱经乱离的壮年天子的政治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大唐帝国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面貌。

经济

　　颁行“两税法”

　　公元780年，李适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开始实行“两税法”使唐的税收有了明确的规定。将之前杂乱的税赋改为夏秋两收。

在位时期宰相及使相

宰相

　　崔佑甫常衮李勉杨炎卢杞马燧关播

　　萧复乔琳刘从一姜公辅卢翰李晟张延赏

　　韩滉崔造柳浑李泌董晋赵憬陆贽

　　贾耽卢迈崔损赵宗儒郑余庆杜佑齐抗

　　高郢郑珣瑜张镒刘滋齐映浑瑊窦参

使相

　　郭子仪朱泚李宝臣李正己李忠臣梁崇义李希烈

　　李怀光陈少游李抱真张孝思王武俊刘元佑浑瑊

　　李纳严震田绪刘滋韦皋李师古　

军事

　　李适在位时期，对外联合回纥、南诏，打击吐蕃，成功扭转对吐蕃的战略劣势，为唐宪宗的“元和中兴”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