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对读书人的道德要求,一般还是很高的。不过,如果一个人被视为名士,情形就变了,好像是有了某种行动的自由,别说出点格,就是荒唐一点,人们也以为当然。凡是名士,好像一齐约好了似的,大抵都将“特权”用在男女之事上,所谓自古名士尽风流是也。不过,名士的风流,往往是牺牲掉仕途前程换来的,也就是说,大凡一个人被人看成是名士,他也就甭打算出将入相,在政界官场一显身手了。从这个角度说,做名士,往往意味着某种无奈,不是文名大著而科场蹭蹬,就是别的什么原因断了上进的路,比如像明代的唐寅,一个好好的解元,被莫名其妙的科场案搅了进去,从此再也别想考试做官;当然也有这样的,人还没有踏入仕途,就比较过火,文名与青楼薄幸之名一样大,比如宋朝的柳永,当然只好不再应考,做“奉旨填词的柳三变”则个。
王闿运好治经学,并以致用为目的,尤其擅长公羊学。著作丰富,有《湘绮楼诗集》4册,《湘绮楼文集》4册,《湘绮楼笺启》4册,《八代诗选》10册,《唐七言诗选》6册,《楚辞注》1册,以及《尚书义》、《尚书大传》、《诗经补笺》、《礼记笺》、《春秋公羊传笺》、《谷梁传笺》、《周易说》、《周官笺》、《论语注》、《尔雅集解》及墨子、庄子、鹖冠子义解等。其经学著作和诗文,后人合刊《湘绮楼全书》,因被曾国荃认为轻诋湘军及曾国藩而遭毁版,后由成都尊经书院学生出资重刻。
据王氏族谱记载,其先祖于明代自江西徙居湖南衡阳西乡,居数世,后于宪宗成化年间迁居湘潭城外。王闿运生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少孤,为叔父教养。自幼资质驽钝但好学,《清史稿》说他“昕所习者,不成诵不食;夕所诵者,不得解不寝。”“经、史、百家,靡不诵习。笺、注、抄、校,日有定课。”9岁能文。稍长,肄业长沙城南书院。性高旷,不事营利。咸丰七年(1857年),湖南补行壬子(咸丰二年)乙卯(咸丰五年)两科乡试,他中第五名举人,获学政张金镛赏识,一时颇负时誉。曾周旋于湘军将领间,受曾国藩厚待,但只为清客不受事。咸丰九年(1859年),王闿运赴京师应礼部会试,落第,应肃顺聘,在其家任教读,甚受礼遇。不久辞去。十一年“祺祥政变”,肃顺等顾命八大臣被诛,他曾撰《祺祥故事》,为肃顺被杀辨解。
经学王闿运为学主治《春秋公羊传》,宗今文经学。他早年先从《礼》开始,详尽考察三代的制度,20余岁即作《仪礼演》13篇;,而后再探讨《公羊春秋》中的微言大义,申张东汉何休的学说。[2] 他见清代乾嘉学者专习注疏,只有对经书的解释但没有纪述,仅仅重考证而忽略了论辨,阅者往往未竟十行就想睡觉的状况,深为感慨地说:“文者圣之所托,礼之所寄,史赖之以信后世,人赖之以为语言,词不修则意不达,意不达则艺文废。……今若此,文之道几乎息矣。”所以他作经籍注解,既不效宋儒的侈谈义理,也不效乾嘉学者的专尊古注,而是根据自己的体会作简要的诠释。对古书文字连自己都实在难弄懂的地方,他也就不强作解释。王闿运曾表明自己治经的目的只在“寻其宏旨”,用以“佐治道,存先典,明古训,雄文章。
王闿运长期从事教育,先后执教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阳船山书院和南昌江西大学堂,加上家中私授的弟子,学生达数千人,其中名弟子杨锐、刘光弟、廖平、宋育仁、杨度、齐白石等都卓有成就。他就任尊经书院的第一天就对学生传授学经的方法,说:“治经於《易》,必先知易字含数义,不当虚衍卦名;於《书》,必先断句读;於《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辞,不足以颁学官,传后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明然后治《春秋》。”又说:“说经以说宇为贵,而非识《说文解宇》之字为贵”,“文不取裁放古则亡法,文而毕摹乎古则亡意。”当时蜀学的晦塞,少有通儒,听到王闿运的这些议论,士生才知道研诵注疏诸史文选。尊经书院日有记,月有课,暇则习礼,三年士风丕变,出现了廖乎、胡从简等影响较大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