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长期从事教育,先后执教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阳船山书院和南昌江西大学堂,加上家中私授的弟子,学生达数千人,其中名弟子杨锐、刘光弟、廖平、宋育仁、杨度、齐白石等都卓有成就。他就任尊经书院的第一天就对学生传授学经的方法,说:“治经於《易》,必先知易字含数义,不当虚衍卦名;於《书》,必先断句读;於《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辞,不足以颁学官,传后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明然后治《春秋》。”又说:“说经以说宇为贵,而非识《说文解宇》之字为贵”,“文不取裁放古则亡法,文而毕摹乎古则亡意。”当时蜀学的晦塞,少有通儒,听到王闿运的这些议论,士生才知道研诵注疏诸史文选。尊经书院日有记,月有课,暇则习礼,三年士风丕变,出现了廖乎、胡从简等影响较大的人物。所以称王闿运为近代的一位大教育家并不为过。
王闿运早年怀抱帝王之学,曾试图参与治世,大有作为,然而屡遭挫折,无法施展抱负,遂绝意仕进,归而撰著授徒,不过他“纵横志未就,空余高咏满江山”的傲岸之气未有稍减。平时嘻笑怒骂,讥弹嘲弄,无所不至,人常惮怕而避之。但他对学生真诚和易,勤于教诲,常常正襟教授,侃侃而谈,终日不倦。王闿运平生早眠早起,不吸烟喝酒,所以精力充足,造诣独多。他著书都自己亲笔抄录,其书法凝厚,无一笔苟且,也不轻有误字,直到晚年的应酬文字都不潦草,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为人为学的严谨作风来。王闿运一生居长沙的时间为多,因而他对长沙文化的发扬光大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