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是东汉时候的一位名医。他不仅治学态度严谨,而且医德高尚,一生为民医病,深受老百姓爱戴。人们尊称他为医圣,在南阳城东关修座“医圣祠”来纪念他。民间还流传许多他的故事。襄阳访医张仲景年轻的时候,在医学上就有了名望。但他仍勤奋好学,四处查访名医,登门求教。 这一年,张仲景的弟弟,要出外做生意,临行时说:“哥哥,我这次要出远门,你给我看看,日后有没有大症候!”哥哥给弟弟抚了抚脉,说:“明年只怕你要长个搭背疮!”弟弟惊讶道:“哎呀!常听你说,疮怕有名,病怕无名,长个搭背疮,我眼看不见,手摸不着,怎么治呀?”张仲景说:“不要怕!我给你开个药单,到时候,服了这付药,把疮挪到屁股的软肉上好了。日后谁识得搭背疮,就叫谁医治。谁治好了,要给我来个信。”弟弟放心地走了。
乱世立志东汉末年,我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临床医学家张仲景。他不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以精湛的医术救治了不少病人,而且写出了一部创造性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这部巨著的问世,使我国临床医学和方剂学,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张仲景出生在没落的官僚家庭,其父亲张宗汉是个读书人,在朝廷做官。由于家庭的特殊条件,使他从小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典籍。他也笃实好学,博览群书,并且酷爱医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公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余每览越人人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从此他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医学大师奠定了基础。当时社会,人心涣散,朝政不安。
1、《伤寒杂病论》(已经散佚,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2、《伤寒论》,晋代太医王叔和根据自己搜寻到《伤寒杂病论》的伤寒部分的轶文整理而成。3、《金匮要略》,宋代王洙、林亿、孙奇等人在偶然的机会发现《伤寒杂病论》残简,将关于杂病的部分整理成册,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张仲景的著述除《伤寒杂病论》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可惜都早已散失不存。然而仅此一部《伤寒杂病论》的杰出贡献,也足以使张仲景成为海内外景仰的世界医学伟人。
故里简介张仲景故里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东南现立高3米,宽0.65米的“医圣张仲景故里”碑一通,1993年,穰东镇政府划该镇仲景路东端6600平方米,作为张仲景纪念地。外围筑1.5米高透景护拦墙,纪念地内建张仲景纪念塔及医圣宫。塔为齿形四柱,自下而上,逐渐收敛交合为顶。塔顶有转盘彩灯两层,共计塔高30米。塔内耸立10米高的医圣汉白玉塑金雕像,医圣右手握《伤寒杂病论》,左手持中药灵芝。像前设敬拜医圣台。医圣纪念塔下,建医圣宫两层。一层为地宫,占地300平方米,内设医圣:从小立志、茅山求教、研究中草药、针炙八卦传统治疗、发明人工灌肠术、发明人工呼吸术等20尊学习、创作、发明塑像,宫壁皆绘汉画图。医圣宫第二层,建筑面积80平方米。内设医圣长沙大堂行医塑像五尊,晚年著《伤寒杂病论》塑像两尊。
张仲景是东汉南阳郡涅阳县(今河南邓州市)人,中国东汉伟大的医学家、世界医史伟人。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俱备的经典,而仲景因而被后世尊为“医圣”,有庙供奉香火。张仲景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其父张宗汉曾在朝为官。由于家庭条件的特殊,于是他从小就接触了许多典籍。他从史书上看到了扁鹊望诊蔡桓公的故事后,对扁鹊产生了敬佩之情。他一生勤求古训,博采众方,集前人之大成,揽四代之精华,写出了不朽的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这部医书熔理、法、方、药于一炉,开辨证论治之先河,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医学思想体系,对于推动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从小嗜好医学,“博通群书,潜乐道术。
有关张仲景的事物有张仲景六味地黄丸。在南阳市有医圣祠,是纪念张仲景的地方。张仲景治疗伤寒热病,有独特的功效,其用药的要点在于精,简,直中病情,不象现代中医那样,用西医的思维方式与逻辑来看病,为后世中医的楷模和学习的典范!是中医界的一位奇才,《伤寒杂病论》是一部奇书,又称《仲景伤寒论》。它确立了中医学重要的理论支柱之一——辨证论治的思想,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实属“点睛之笔”。张仲景为人敬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这部著作当中体现出来的“辨证论治”的重要医学思想,可以说,它的出现对后世中医学发展起到了绝对的主宰作用。使用寒凉药物治疗热性病,是中医的“正治法”;而使用温热的药物治疗,就属于“反治法”。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郡涅阳县(今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一说为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人,为古代伟大的医学家。他公元二零五年写的医学著作《伤寒杂病论》对于推动后世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张仲景生活的东汉未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荡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外戚与宦官相互争斗残杀的“党锢之祸”。军阀、豪强也为争霸中原而大动干戈,农民起义的烽火更是此起彼伏。一时里战乱频仍,百姓为避战乱而相继逃亡,流离失所者不下数百万。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挟汉献帝及洛阳地区百万居民西迁长安,洛阳所有宫殿、民房都被焚毁,方圆二百里内尽为焦土,百姓死于流离途中者不可胜数。《伤寒杂病论》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