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明代太原崞县（今山西原平县）人刘寅对照《史记》的记载推测，魏国在前334年招贤，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尉缭可能就在这时至梁并见到梁惠王，《尉缭子》一书即是他与梁惠王晤谈军事学的一个记录。但由于庞涓当权，尉缭等人都未见用。从《尉缭子》的谈话内容看，尉缭不仅熟悉魏国的国情，而且处处为振兴魏国着想，表现了他热爱故土的深情，以及对秦兵压境的忧虑。另外尉缭对军事家吴起曾表示了无限钦佩之意。他赞赏吴起执法严明，重视士兵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具有其重民及重视人的因素的积极意义，他希望魏国能有象吴起这样的军事首领。《尉缭子》问世后，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兵家的重视。唐魏徵将其收进用于经邦治国的《群书治要》之中，宋代被官定为武学经书，后世兵家多有引述。
尉缭对当时战争总的看法是：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反对杀人越货的非正义战争，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正义战争。明确指出：“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 关于进行战争的战略战术，尉缭强调对战争要有全面的认识，指出有道、威胜、力胜等三种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取胜策略。认为懂得了这三种所以取胜的办法，就全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他指出战争中将帅指挥的重要性。“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就是要正确分析敌情，慎重选好将领，而后出兵。将帅与士卒之间，要如心（大脑）与四肢那样协调一致，成为一个整体，方能谋略高明，机智果断地进行正确指挥。
关于尉缭的真实生活年代如同其他历史名人一样无从查考，只能从历史文献的残篇断语中推断，但是这往往前后矛盾漏洞百出。比如人们推断在公元前334年见过魏惠王，但《史记》中明确记载了他最终在秦王政时担任了秦国的高级职务。这个时间跨度近百年，显然有违常识。因此，就像对其他历史人物一样，我们只能望洋兴叹。他是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来到秦国的，此时秦王政已亲秉朝纲，国内形势稳定，秦王正准备全力以赴开展对东方六国的最后一击。当时的情况是，以秦国之力，消灭六国中的任何一个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六国要是联合起来共同对秦，情况就难料了。所以摆在秦王面前的棘手问题是，如何能使六国不再“合纵”，让秦军以千钧之势，迅速制服六国，统一天下，避免过多的纠缠，以免消耗国力。
尉缭一到秦国，就向秦王献上一计，他说：“以秦国的强大，诸侯好比是郡县之君，我所担心的就是诸侯‘合纵’，他们联合起来出其不意，这就是智伯（春秋晋国的权臣，后被韩、赵、魏三家大夫攻灭）、夫差（春秋末吴王，后为越王勾践所杀）、闵王（战国齐王，后因燕、赵、魏、秦等联合破齐而亡）之所以灭亡的原因。希望大王不要爱惜财物，用它们去贿赂各国的权臣，以扰乱他们的谋略，这样不过损失三十万金，而诸侯则可以尽数消灭了。”一番话正好说到秦王最担心的问题上，秦王觉得此人不一般，正是自己千方百计寻求的人，于是对他言听计从。不仅如此，为了显示恩宠，秦王还让尉缭享受同自己一样的衣服饮食，每次见到他，总是表现得很谦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