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论子思、孟轲之学,谓“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韩非子在其《显学》篇中论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子思之儒”亦为其中一派。他们虽都是从否定的角度来论述子思的,但从中亦可想见子思的学说卓然自成一家。《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曾困于宋,“子思作《中庸》”。《汉书·艺文志》有“子思二十三篇”,本注云:“名伋。孔子孙,为鲁穆公师”。子思二十三篇久佚。《中庸》为《礼记》所收,流传于世。《孔丛子》记有子思固于宋的细节及子思与鲁穆公的问答,都不一定可信。 《中庸》,司马迁称其为子思作,但不一定是子思一人之作。
孔伋,字子思,祖籍河南省商丘,生于公元前483年(东周敬王三十七年),卒于公元前402年(周威烈王二十四年),终年八十二岁。与孔子、孟子、颜子、曾子比肩共称为五大圣人。因此旧时以子思、孟子、颜子、曾子配祀孔子于孔庙,所以又与孟子、颜子、曾子并称“四配”。《史记·孔子世家》记子思年六十二(当为八十二之误),而不详其生卒年。案子思之父孔鲤,死于孔子之前,子思的年代当跟孔子的年代相当。《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生伋,字子思”;“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的生平事迹已难详考,据说他曾师事曾参,孟子是其再传弟子,又据《孟子》中记载:子思曾被鲁缪公、费惠公尊为贤者,以师礼相待,但终未被起用。
《汉书·艺文志》著录《子思》二十三篇,已佚。汉唐儒者如郑玄、孔颖达等认为《小戴礼记》中之《中庸》即为孔伋子思所作,宋儒基本都肯定这一说法(偶有怀疑者,如南宋的叶适在其《习学纪言序目》中就表示怀疑)。程朱一派对《中庸》尤为尊崇,以为“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唐宋开始,“道统”论兴起。学者一般认为,子思上承曾参,下启孟子,在孔孟“道统”的传承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中庸》亦为儒家心性理论的主要渊薮之一。但近世学者对《中庸》是子思所作的传统说法颇有疑问,认为其中有“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之语,当出自秦汉之际儒者之口而非子思所撰。
社会评价在这里,《中庸》没有明文说性善,实际是说性善。这是 《中庸》的理论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论点。在思想史上,《中庸》是人性论的创始人,是孟子性善论的先行者。 《中庸》的作者强调素其位而行。他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平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激幸。”这就是说,要按照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作好自己份内的一切活动,要一切要求自己,不要埋怨别人。这是顺从天命而率性,尽性的为法,也是作者企图用以消解矛盾的办法。 孔子罕言命。孔子言性与天道,子贡不得与闻。《中庸》则以言性与天命为重要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