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思想姚思廉的史学思想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一、是以史为鉴的著述宗旨。唐初统治者极其重视修前代史,甚至唐太宗和一些主要大臣都亲自参与修史,这是急需总结历史经验为当时政治服务。思廉承旨而撰梁、陈二史,也就突出了以史为鉴的宗旨。姚察先撰的部分已有这个思想,而思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以继承和发扬。《陈书·何之元传》中记述何之元修史事较详,并录其《梁典序》,称何“屏绝人事,锐精著述,以为梁氏肇自武皇,终于敬帝,其兴亡之运,盛衰之迹,足以垂鉴戒,定褒贬”。“垂鉴戒”,主要着眼于总结前人的得失成败经验;“定褒贬”,主要着眼于对前代人物作出是非功过的评价,力图“敦励风俗”。姚思廉写人物很注意褒扬或贬斥,以期用著史来影响世风。他为良吏立传,注意突出各人的特点。
从梁、陈二书中,可以看到姚思廉治史的优点和不足。注重史料价值《梁书》56卷,记载了梁天监元年(502)至陈永定元年(557)共五十六年的历史。《陈书》36卷,记载了陈永定元年至祯明三年(589)共三十三年的历史。这两部书是关于梁、陈二代史的最早的较完备记载。思廉注重史书的史料价值,注意对史料博采善择。二史对比,关于梁史可资参考的著述很多。梁人所著就有:沈约《武帝本纪》14卷,周兴嗣《梁皇帝实录》5卷,鲍行卿《乘舆飞龙记》2卷,萧子显《普通北伐记》5卷,谢吴(或作谢昊、谢炅)《梁书》49卷,萧韶《梁太清纪》10卷,萧世怡《淮海乱离志》4卷等①。
姚思廉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由南北朝分裂走向隋唐大统一之际,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陈时,为衡阳王府法曹参军,转会稽王主簿。入隋后,补汉王府行参军,掌记室,寻除河间郡司法。入唐后,授秦王府文学,贞观初迁著作郎、弘文馆学士。贞观九年(635年)拜散骑常侍,赐爵丰城县男。在仕途上还较顺利。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乘农民大起义浪潮,在太原起兵直取长安。这时镇守长安的是隋炀帝孙子代王杨侑,姚思廉正任职于隋朝,为代王侍读。李渊率兵占领长安后,代王府僚属都惊骇走散,唯独姚思廉依然服侍代王,不离左右。唐兵涌入王府,思廉大声呵斥道:“唐公举义本匡王室,卿等不得无礼于王。”正往里冲的众兵将闻听此言十分惊愕,见思廉独自一人伴随代王而面无惧色,心中也觉钦佩,于是纷纷停立在大堂台阶之下。
隋大业五年(609),姚思廉奉炀帝之命,与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区宇图志》,这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共250卷。唐代史家刘知几在叙述唐修国史情况时指出:“贞观初,姚思廉始撰纪传,粗成三十卷”。这是武德、贞观二朝唯一的一次修成纪传体国史。由于思廉修这部国史是在贞观初,因此推知其内容应是“武德朝”史。这部国史的本来面目已无法窥见。唐高宗显庆元年(656),长孙无忌与令狐德棻缀集武德、贞观二朝史为80卷,显然,思廉所撰的国史为其奠定了基础。姚思廉费时数十年撰写的重要史著,当推继承父业而成的《梁书》、《陈书》。其父姚察不仅以文知名,而且潜心于修梁、陈二史,他在梁、陈、隋朝都任过史职,参与过国史的修撰。并且在陈宣帝时开始修前代史——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