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以鲁僖公作閟宫为索材，广泛歌颂僖公的文治武功，表达诗人希望鲁国恢复其在周初时尊长地位的强烈愿望。
閟宫，亦即诗中提到的“新庙”，是列祖列宗所在之处，也是国家的重要场所。《左传·成公二年》：“祀，国之大事也。”祭祀固然各国都有，但在极为注重礼制的周王朝，诸侯国由于地位不同，宗庙祭祀都有一定的区别，不能和周王室相同，否则，就是僭越。然而鲁国却是一个例外，《礼记·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这是鲁人引为自豪的。诗中所叙祭祀，则正指此事。诗一、二、三章叙述了周的发生、发展、壮大以及鲁国的建立，并不是纯粹介绍民族历史，赞美所有先祖的功德，而是突出两位受祀的祖先后稷和周公，以说明祭祀他们的原因。至于诗中提到的其他人，则只是陪衬而已。后稷是周民族的初祖，为姜嫄所生，其出生有一些神话色彩，《大雅·生民》记载较为详细。诗写到这些是因为姜嫄有端正的德性，但主要的却是体现后稷的不凡与神异，和《生民》诗的用意一致。后稷的发展农业，固是上天赐之百福，更和他个人受命于天分不开。以下叙述太王、文王、武王，重点在于灭商，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而文王、武王“缵太王之绪”，“敦商之旅，克咸厥功”，发展线索极为清楚。关于周公功绩，诗中没有明载，但“（成）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分明见出周公于建周有大功劳。《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辅武王，衅社，告纣罪于天及殷民。”周公在灭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虽位极人臣，却不能和天子并提，故诗人用比较隐晦的方法突出了周公的功绩。第三章末诗人写道：“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又说：“周公皇祖。”诗意就豁然明朗了。“周公皇祖”之“皇祖”，郑玄以为伯禽，朱熹谓为群公，皆误。明指周公，倒文以协韵耳。
建国之初，鲁国是诸侯中第一等大国，土地之大，实力之强，在诸侯中罕有所匹，故伯禽时，曾有过赫赫武功，《史记·鲁周公世家》：“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肹，作《肹誓》，……遂平徐戎，定鲁。”在定鲁的过程中当还有许多武功，但载籍残缺，事已不传，只能是想像了。伯禽治鲁，更重文治，颇略武功，所以鲁积弱凌夷，到僖公时代，由于内忧外患，在诸侯中的威信日益下降，连僖公本人也只能靠齐国的势力返回鲁国。不过，僖公即位之后，确也做了一些事情，除礼制上恢复祭后稷、周公以天子之礼外，也频繁地参加诸侯盟会，对外用兵，以逐渐提高和恢复其应有的威望，仅以《春秋》经传来看，公元前656年（僖公四年）：会齐侯、宋公、陈侯、卫候、郑伯、许男、曹伯侵蔡，伐楚；公元前647年（僖公十三年）：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咸，淮夷病杞故；公元前644年（僖公十六年）：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而《泮水》诗中更有“在泮献功”之事。诗人对此都进行讴歌，叙述鲁公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戎狄是膺”是北部边境平安，不受侵扰，“荆舒是惩”则指僖公从齐侯伐楚之事。“泰山岩岩”以下，写鲁国疆域广大，淮夷、徐宅、蛮貊、南夷，莫不率从，莫敢不诺。因为此时鲁国对淮夷用兵最多，成绩最大，故诗人一再言之。大致鲁国在以后的发展中，初封的土地或有损失，而此时又有所收复，故诗曰：“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从全诗看，诗人着重从祭祀和武事两方面反映出鲁国光复旧业的成就，而又统一在僖公新修的閟宫上，閟宫之祭本是周王室对鲁国的特殊礼遇，同时诗人又认为鲁国的种种成功也来自那些受祀先祖在天之灵的庇佑，这样，诗的末章又描写作庙情况，和“閟宫有恤”前后呼应，使全诗成为一个完整的结构。
《閟官》是《诗经》三百篇中最长的一篇，全诗分十章（《毛诗》原分八章，朱熹《诗集传》分九章），三章章十七句，一章章十六句，一章章九句，三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共一百二十句。各章之间，意义相互连贯，前后叙述僖公作庙，并以奚斯作颂结束全诗。中间写祖先功德、僖公祀祖、僖公武功及家人群臣情况，同时穿插了对僖公福寿的反覆祝颂，而其中六个“俾尔”句型分置三处，使本来恢宏的气势更起伏跌荡，如钱江潮水一浪高过一浪。在语言方面，极铺张扬厉之能事，叙事细密，写秋尝则“秋而载尝，夏而楅衡。白牡騂刚，牺尊将将，毛炰胾羹，笾豆大房”，各种祭品，各种容器，一一陈列，以显出其规模之盛大。写鲁公军旅则“公车千乘，朱英绿縢，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胄朱綅，烝徒增增。”威武的戎装，精良的武器，体现军队无坚不摧的士气。此外，“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徂来之松，新甫之柏”等以繁密的语言组成排比整齐的句子，也为增加诗歌气势起到推助作用。方玉润《诗经原始》中指出该诗对于汉代辞赋的影响，他说：“盖诗中变格，早开西汉扬（雄）、（司）马（相如）先声，固知其非全无关系也。”这是很有眼力的。但是，在诗中诗人表达的是周公后裔们对于僖公光复旧物所产生的共鸣，是对于再现过去辉煌的向往，这是一个衰落宗族特定时期的真实感情，作为鲁国诗人代表的作者抒发了这种感情，它既是充沛的又是复杂的，只有长篇巨制才能容纳得下，只有细致的描写和深透的论说才能尽情倾吐。《文心雕龙》曰：“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这就是《閟宫》和扬、马辞赋的本质区别，也是方氏未曾注意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