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而都邑之丽山者,莫近于扶风。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履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既以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译文居住在南山脚下,自然饮食起居都与山接近。四面的山,没有比终南山更高的。而城市当中靠近山的,没有比扶风城更近的了。在离山最近的地方要看到最高的山(即终南山),应该是必然能做到的事。但太守的住处,(开始)还不知道(附近)有山。虽然这对事情的好坏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按事物的常理却不该这样的,这就是凌虚台修筑的原因(用以观山)。就在它还没有修建之前,陈太守杵着拐杖穿着布鞋在山下闲游,见到山峰高出树林之上,(山峰)重重叠叠的样子正如有人在墙外行走而看见的那人发髻的形状一样。(陈太守)说:“这必然有不同之处。”(于是)派工匠在山前开凿出一个方池,用挖出的土建造一个高台。(台子)修到高出屋檐才停。这之后有人到了台上的,都恍恍忽忽不知道台的高度,而以为是山突然活动起伏冒出来的。
扶风太守陈某为登高眺远建筑了一座土台,并请苏轼为他写了这篇记文。文中在记叙土台修建的经过时,联系到古往今来的废兴成毁的历史,感叹人事万物的变化无常,指出不能稍有所得就“夸世而自足”,而应该去探求真正可以永久依靠的东西。这种毫不满足、勇于探求的精神,反映了苏轼思想中对生活积极乐观和对理想执着追求的一面。与当时一些士大夫的消极颓废、吊古伤今的思想相比,更显得可贵。 文章结尾处,不直接点出究竟什么是“足恃”的东西,这就使文章更为含蓄而耐人寻味。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出仕,任风翔签判。嘉佑八年(1063年),凤翔太守陈希亮在后圃筑台,名为“凌虚”,求记苏轼,于是苏轼便作了这篇《凌虚台记》。参考资料:1、周先慎.苏轼散文赏析集:巴蜀书社,1994:100-1042、陈振鹏 张培恒.古文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1349-1353
作此文时,踏上“仕途”只有两年的苏轼,胸间怀着固国安民的宏大政治抱负,主张为政应有补于民,积极进取。但凌虚台的修筑在他看来却无补于民,这与他积极的政治主张相违背,因而字里行间时时暗含着讥讽的笔调。全文共分三段。前两段重在叙事,后一段议论说理。叙事议论前后相应,在自然平易、曲折变化之中尽吐茹物,鲜明地突出了文章的主旨。第一段,文章点破了台的缘起。太守筑台意旨本在观山,苏轼行文也正缘山而起,由山而台。州府地处终南山下,饮食起居皆应与山相伴,更何况终南为四方之大山,扶风为依山之近邑。作者连用四个“山”字。极写山之高,隐含景色之美;极言城邑距山之近,暗藏观山之易。高山美景迫在眼前,只需举手投足便可秀色饱餐,以至近求最高岂不美哉。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汉族,四川人,葬于颍昌(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一生仕途坎坷,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论画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