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明代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 ,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若此。
今虽耄老,未有所成,犹幸预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宠光,缀公卿之后,日侍坐备顾问,四海亦谬称其氏名,况才之过于余者乎?
今诸生学于太学,县官日有廪稍之供,父母岁有裘葛之遗,无冻馁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无奔走之劳矣;有司业、博士为之师,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录,假诸人而后见也。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已二年,流辈甚称其贤。余朝京师,生以乡人子谒余,撰长书以为贽,辞甚畅达,与之论辩,言和而色夷。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矣!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谓余勉乡人以学者,余之志也;诋我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者,岂知余者哉!
译文我年幼时就爱学习。因为家中贫穷,无法得到书来看,常向藏书的人家求借,亲手抄录,约定日期送还。天气酷寒时,砚池中的水冻成了坚冰,手指不能屈伸,我仍不放松读书。抄写完后,赶快送还人家,不敢稍稍超过约定的期限。因此人们大多肯将书借给我,我因而能够看各种各样的书。已经成年之后,更加仰慕圣贤的学说,又苦于不能与学识渊博的老师和名人交往,曾快步走(跑)到百里之外,手拿着经书向同乡前辈求教。前辈德高望重,门人学生挤满了他的房间,他的言辞和态度从未稍有委婉。我站着陪侍在他左右,提出疑难,询问道理,低身侧耳向他请教;有时遭到他的训斥,表情更为恭敬,礼貌更为周到,不敢答复一句话;等到他高兴时,就又向他请教。所以我虽然愚钝,最终还是得到不少教益。
作者在这篇赠言里,叙述个人早年虚心求教和勤苦学习的经历,勉励青年人珍惜良好的读书环境,专心治学。文中生动而具体地描述了自己借书求师之难,饥寒奔走之苦,并与太学生优越的条件加以对比,有力地说明学业能否有所成就,主要在于主观努力,不在天资的高下和条件的优劣。作者的这种认识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但他所说的学习目的与内容,则不足取。文章层次分明,描摹细致,情意恳切,词畅理达。《送东阳马生序》的劝勉之意是力透纸背的。全文对学之意义只字未提,仅在“非苦学无以成”上大做文章,这是因为,学习的重要,是妇孺皆知的道理,“学有所成”也是众人追求的目标。作者抓住怎样实现“学有所成”这一点,现身说法,语重心长,借褒扬同乡马君则,以教化太学诸生。
明洪武十一年(1378),宋濂告老还乡的第二年,应诏从家乡浦江(浙江省浦江县)到应天(今江苏南京)去朝见同乡晚辈马君则前来拜访,宋濂写了这篇序,介绍自己的学习经历和学习态度,勉励他人勤奋学习,成为朱元璋时,正在太学读书的同德才兼备的人。
刘基曾评价宋濂的,送东的前五个自然段,从不同侧面,用多种表述手法,充分叙述和阐明了勤奋好学的重要性,以及应秉持的精神、态度。最后一个自然段,才简要说及题意:因为马生进见,又因为马生年轻善学,所以著文勉励马生。这种别具一格的文章结构布局,可以说是先“宾”后“主”。“宾”,着力叙事说理、笔墨酣畅,因而水到渠成,可以自然过渡到“主”——惜墨如金地点明题意。全文分三大部分,行文紧凑严密,前两部分是从对比中阐发主旨,后一部分扣紧赠序文体,说明写作意图。文章有情有理,不空谈,令人容易接受。第一部分是作者叙述自己的求学时期,如何不辞劳苦,不避艰险,不计客观条件,虚心求学的学生之首”,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为“太史公”。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汉族,浦江(今浙江浦江县)人,元末明初文学家,曾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学者称太史公。宋濂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他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而被流放茂州,途中病死于夔州。他的代表作品有《送东阳马生序》、《朱元璋奉天讨元北伐檄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