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现在的年轻人觉得吃上红烧肉是天生的，我真的怕这个
4月20日，万众期待的柳传志与王石的对话在广西南宁荔园山庄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两位最为成功的中国企业家，加上央视名嘴白岩松，三个人两个小时聊下来，老冀听得津津有味，爱觉不累。
在对话之前两位企业家各有5分钟的发言。王石的主题是死亡，“既然人生是一个过程，应该接受你的年老，接受你年老的时候所处的一种状态，就是人生才是完美的，我们不能回避。所以在30周年一个公司来讲和人生寿命的来讲，会更长，甚至可以上百年，不管怎么说，生命有限，一定不断地新陈代谢，好在一个企业成长不是靠某一个人，靠一代一代的人。”这个发言颇有点乔布斯斯坦福大学演讲的味道，也许正是因为看透了死亡，王石在十多年前就将万科CEO的职位交了出去，自己转而去征服那些高山，近年来更是投入了很大的经历去做公益事业。
柳传志开始发言的主题竟然是“红烧肉”，“挨过饿的人吃红绕肉，跟没捱过饿的人吃红绕肉的滋味不一样，我和王石属于捱过饿的人，白岩松差点事，但是也多少捱过饿，所以在一起说话的时候有共同语言。所以我想讲讲，我特别希望后边的年轻人知道捱饿什么滋味。现在的年轻人觉得能够吃上红烧肉，一切都是天生的，我真的就是怕这个。”
他还回忆起自己看完冯小刚的《1942》之后，坐在电影院的椅子上半天都起不来的那种心灵上的震撼，回忆起自己刚出生那年父母抱着自己回江苏镇江老家，在火车站给日本兵鞠躬的那种屈辱。
30年前创业的时候，柳传志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当时科学院旗下有一家公司每次参加展销会获得的营业额是100多万，他觉得联想能够达到这个规模就很满意了。1985年，他作为IBM PC代理商的服务商代表参加了一次IBM PC的渠道大会，满眼看到的都是高大上，印象最深刻的是会场上有点心随便吃。柳传志这种算是较好的家境尚且如此，可见当年中国人的物质匮乏程度。
作为70年代初出生的人，老冀小时候也经历过物质匮乏的阶段，也用过粮票、布票这些东东，因此能够理解王石和柳传志的一部分感受。他们那一代企业家之所以创业，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红烧肉”，能够改善自己和大家的生活。柳传志回忆，联想当年创业的20万元启动资金出自计算所的小金库，而所长之所以支持他们创业，就是希望联想做起来之后能够给计算所的同事们发点钱，改善一下生活。
这种为生存而奋斗的经历，使得80年代的那批创业者迸发出了极大的热情。1984年之前的王石正在倒腾饲料，身为城里人的他和农民工们一起在车站上甩开了膀子干活，他的这种工作态度给车站上管车皮的那位领导留下了深刻印象，很痛快地给他批下了两节计划外的车皮。
计划、体制、资金，这些在今天的年轻人听起来没有太多感觉的资源，在当年却显得那么珍贵。以柳传志和王石为首的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们，他们往往必须借助国企的身份才得以创办公司，也才能够拿到最初的那笔启动资金。在创业初期，联想甚至还专门把挣到的钱交回计算所，再由计算所给联想的员工们发工资，以便给员工们营造一种自己还是国家人的感觉。而联想创业时的第一任总经理，在创业后的第二年就回归了计算所，因为回去之后能够得到体制内的提升。在当时的观念中，只有跟着体制走，才有“红烧肉”吃！
不过，这些企业家都不甘于此，希望获得更大的突破。1988年，万科开始股份制改造，王石向政府争取到了部分的员工股，万科也成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批上市公司。不过，令所有人感到惊异的是，王石放弃了自己的股份。“我创业不是为了钱”，当白岩松追问他当年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他淡淡地回答道。
柳传志也坦言，自己“创业20%是改善生活，80%是看自己能做什么，过去40年实在是憋得慌”。经过他的争取，加上科学院的开明，联想员工拿到了35%的公司业绩增值部分的分红权，并最终将其转化成了员工股。2009年联想控股完成最后一跳，通过引入泛海集团和将员工股确权，成为了一家真正的民营资本主导、国有资本为辅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而当年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些企业家如褚时健、倪润峰，却由于没有解决股份的问题最终黯然退场，睿智如张瑞敏者直到今天也仍然在集体所有制的体制中徘徊。
此后，被“解放”了的两位企业家都迸发出了自己的勃勃雄心，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企业家精神”，作为船长的他们率领着自己的战舰乘风破浪，成长为自己行业中的领军者。
如今，王石已经半退，基本不再管公司的日常事务，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阿拉善等公益项目；柳传志则仍然老当益壮，为了2015年联想控股的整体上市而努力。对于他们两人以及当年跟着他们创业的老员工来说，吃上红烧肉当然不再是问题，如今联想的老员工们甚至一起组团去海外旅游了。
而当两人从过去的回忆再一次回到现在，又一次谈到了红烧肉的问题，这也引起了场下观众们会心的大笑。王石坦言，现在反高消费，红烧肉是个很合理的消费，要跟上形势。柳传志则笑谈，王石已经开始了新生活。以老冀的观察，十八大之后企业家们的心态明显放松了不少，也更加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了。在对话中，柳传志花了很长时间回忆文革中的那些荒唐的事情。说到对自己和联想最关键的第一个年份，他选择了粉碎四人帮的1976年。“中国绝处逢生”，他坦言，“我觉得应该把文化大革命展现给后来的人，花了那么大的学费，做了那么悲惨的事，为什么不能说，我始终不是特别明白。”
会谈的最后，为了庆祝柳传志的70岁生日，大家推出了一个蛋糕，上面写着“言而有信的追梦人”。老冀感觉，第一代企业家都把“信”字看得很重。当年联想集团收购IBM PC后遇到了危机，柳传志回炉任董事长之后只抓了一件大事，就是企业文化，并将联想集团企业文化的第一点确定为“说到做到”。也正是因为对“信”的理解不同，他放弃了自己选定的直投业务负责人。王石也是如此，万科从成立开始就坚持“不行贿”，以至于在很多城市招标中万科一直都拿不到最好的地段。
如今，吃腻了红烧肉的我们，听着老一辈企业家们回忆他们当年对红烧肉的想念，如今对红烧肉的欣赏，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