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使的级别在翰林学士之上。按旧时体制，三司使权使公事与三司使正官职任相同，所以“三司使权使公事”的结衔，“三司使”三字在“权使公事”之上。庆历年间，叶道卿为三司使权使公事，执政官有欲压制道卿的，因而在颁降任命他的敕书时，移“三司使”三字于“权”字之下而称“权三司使”，遂使权三司使的立班在翰林学士之下，并且至今沿用为定例。后来曾有人奏论此事，虽然“权三司使”的结衔未变，而权三司使新任命，閤门使传达皇帝圣旨，偶尔也有列其等级在翰林学士之上的，但不是固定的成例。
宗室子弟授予南班官衔，世人传说是在王文正（旦）为宰相时开始提议的，事实不是这样。按旧时制度，宗室子弟没有升迁官阶的法规，只有遇到很少举行的盛大庆典，才普遍升迁一级。景祐年间，初次制定在南郊合祭天地时以太祖、太宗、真宗一起配享的制度，宗室欲借此大典礼请求推恩迁官，因而让诸王宫教授刁约起草表章报告皇上。事后刁约拜见宰相王沂公（曾），沂公问日前宗室请求迁官的表章是谁起草的。刁约一时猜不透他的意思，就回答说不知道。回来后刁约想这事，怕事情被追查后会造成窘迫且将得罪，于是又到宰相府拜见沂公。沂公还像上次那样问他，刁约更加恐慌，不敢再隐瞒，遂如实回答。沂公说：“没有其他意思，只是喜欢这表章的文词。”并再三给以表扬。然后又慢慢说道：“已得皇上旨意另行安排，隔几天就会有政府的指令。”自此遂有宗室授予南班官的成例。皇帝的近亲从开始除授位次低的将军，凡经七次升迁，即升至节度使，于是成为固定的制度。宗室诸人用上千匹细绢答谢刁约，刁约推辞不敢接受。我和刁约有亲戚故旧关系，他曾出示当时所上表章的草稿给我看过。
太宗命创方团毬带赏赐两府的文臣。后来枢密使兼侍中张耆、王贻永都受到特赐，李用和、曹郡王都因为是元舅而受到赏赐，近年宣徽使王君贶因为年高德昭而受特赐。这些都是出于特别的礼遇，并非定例。近年京城人士穿着官服乘马时，用浅黑色的衣服蒙在官服外，称为“凉衫”，也是古代遗传下来的做法。这种浅黑色的衣服就是《仪礼》中的“朝服加景”，只是不知道古人“景”的式样、颜色是怎样的。
掌内外制的学士和知制诰凡是起草任命官员的制书，只要被任命的是给谏、待制等五品以上的官员，起草者就都有润笔物。太宗时曾确定润笔的钱数，命刻于碑石上立在舍人院，每任命官员就出文书督促发放，供职舍人院的官员以至吏人和马夫都有分沾。元丰年间改革官制，内外制官员都增加了添支钱，遂罢去润笔的钱物。
唐代制度，官品不够而以其他官职暂时代理或兼任的官员，称为直官，例如许敬宗任直记室就属此类。我朝学士、舍人都设置直院。熙宁年间，重新设置直舍人院、直学士院，只是以资历浅的人来任职，其实是正官，而非直官。熙宁六年，舍人都被贬官撤职，阁中无人，于是让章衡权知制诰，但不授予其直院之职，因为他是暂时兼职。古代的兼职官员，多数是暂时兼任，如有长期兼任者，就相当于正官。我家藏有《海陵王墓志》，谢朓撰写的，他落款的官衔称“兼中书侍郎”。
三司、开封府、京城外州府的长官升堂理事，都有衙役在前引路吆喝。本朝制度规定，在宫禁之中只有三种官员可以吆喝通告：宰相到中书省时通告，翰林学士到翰林院时通告，御史到朝堂时通告。吆喝通告时都用穿红衣的役吏，称作“三告官”。在官员所经过的地方，门吏用棍杖敲地以警示众人，称作“打杖子”。对两府、亲王，要从殿门一直打到本司或上马的地方；宣徽使打于宣徽院；三司使、开封府尹打于各自的官署。近年来，寺监长官也要打杖吆喝，这不合过去的规矩。以前宰相上朝，也有经皇帝特许，张华盖、打杖子的，那是临时性的指令。手持丝梢鞭进宫，要三司副使以上官员才可以；副使只可乘紫丝暖座跟随入内。允许仪仗队长手持旧棍杖，得是待制以上的官员才可以。近年来寺监长官也持藤杖，这不合过去的制度。文武百官的仪仗规则，除记入律令以外，各家所作的记载，还是有遗漏。所记尽管很琐细，却也是一个时期用于礼仪的器物。
都堂及寺观百官会集时的座次，多出于临时安排。唐代以前的旧制都无法查考了，唯有颜真卿写给左仆射定襄郡王郭英义的一封书信说：“宰相、御史大夫、两省五品以上供奉官自为一行，十二卫大将军的座位在其次，三师、三公、令仆、少师、保傅、尚书左右丞、侍郎自为一行，九卿、三监的座次在他们对面。自古以来，未曾错乱。”这段话大略体现了当时的旧制，今天抄录在这里，以弥补记载的遗漏。
朝廷赐予臣下“功臣”的名号，始于唐德宗奉天之役时。从那以后，各藩镇长官以至其僚属从事和参军，凡是资历深的，都援例赐以“功臣”之号。本朝只以“功臣”名号赐予将相大臣。熙宁年间，因按制度要加皇帝尊号，宰相率领同事诸大臣当面请示再三，神宗始终不答应，并说：“这种名号如同你们的‘功臣’之号，对一个人的名实又有何补益？”其时吴正宪为宰相第一人，于是请求取消已赐给他的“功臣”之号，神宗答应了。自此群臣相继请求撤销“功臣”名号，遂不再赐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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