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尧臣字圣俞,宋宣州宣城人。是侍读学士梅询的侄子,在诗作方面造诣极深。他的诗,有一种深远而淡泊的意境,并常于平淡中显现匠心独运的奇巧。起初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诗才没有被人们发现。后来,梅尧臣以父荫而入官,为河南主簿。当时留守西京的钱惟演发现并惊叹他的才华,与他结成了忘年之交,并相互吟诗酬唱,抒发情感。欧阳修也与梅尧臣结为诗友,并自谦不如梅尧臣的写诗才能。梅尧臣因受到知名前辈的夸奖与鼓励愈发兢兢业业,潜心苦读,终于在宋代文坛上名声大振。自宋以来,像梅尧臣那样,专以诗才之名流芳后世的人实不为多。梅尧臣曾对人说“:大凡做诗,要注意立意新颖,语言考究,发前人所未发,感前人所未感。而且,能自如驾驭难写之景,使之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能使读者感受到诗句之外深远而美妙的意境。只有这样的诗才能称得上是上乘之作。”后世都以为梅尧臣的这些观点十分精辟与精彩。
梅尧臣曾先后做过德兴县令,建德、襄城知县,监湖州税,签书忠武、镇安判官,监永丰仓等地方官。大臣们屡次举荐梅尧臣任馆阁之职,因而梅尧臣得以受皇帝召试,并被赐进士出身。随后升为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曾参与修撰《唐书》的工作,可惜书成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奏呈皇上,梅尧臣就辞世了。皇帝为了酬答他的功绩,特将他的一个儿子起用为官。
宝元、嘉..年间,梅尧臣随宋仁宗参加郊庙祭典,并献上赞美诗,还曾向皇帝上书谈振军备战之事。梅尧臣为《孙子十三篇》做过注,撰有《唐载记》二十六卷、《毛诗小传》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
梅尧臣家庭清贫,他自己喜欢饮酒。名贤及士大夫多与之交往甚密,并常常是带着酒到其家与之共饮。梅尧臣十分健谈,且无所畏惧。嬉笑怒骂之情皆寄寓于诗中,晚年尤其如此。有人曾得到过西南偏远地区少数民族一件布衣,发现布衣上绣织有梅尧臣的诗句,可见梅尧臣在当时的名声是何等之大了。
苏洵字明允,宋眉州眉山人。他二十七岁的时候开始发愤学习,但在参加进士及特殊才学的考测中,都没有如愿以偿,于是苏洵将自己以前的文章全部焚烧,关门闭户苦读诗书,终于精通六经及百家之说,达到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境地。至和、嘉..年间,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一同来到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将他们父子三人所做的二十二篇文章上呈给朝廷,朝廷将这些文章刊印出来之后,士大夫们争相传阅,一时间,学者们写文章都仿效苏氏文风。苏洵著有《权书》、《衡论》、《机策》等文。因其文章太多,不可能一一抄录,现将其《心术》、《远虑》二篇文章摘抄于此。
《心术篇》说:
做将帅之道,应当首先正心。即使泰山倾覆于眼前也不变脸色,麋鹿出现在身旁也不眨眼睛。只有这样才能胸有成竹镇定自若地对付敌人。对于士兵要使之有正义感,没有正义感的士兵,即使以利相诱惑恐怕也不好指挥。只有正义之气可以激励士兵,也只有士兵的正义之气被激发出来之后,才可以跟随将领打好一次又一次的战斗。凡要进行一场战争,必须做到战争之前注意养财,搞好物质准备工作;即将开战的时候要注意养力;战争开始后要注意养气;战争胜利之后,要注意养心。具体说来,所谓养财,就是要谨慎地燃起报警的烽烟,注意派士兵侦察摸清敌人的底细,使老百姓无所害怕,无所惊慌,从而安心种田,发展生产,准备财力;所谓养力,就是要丰厚犒赏士兵,使之养精蓄锐,无精神负担;所谓养气,就是要使士兵胜不骄,败不馁,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所谓养心,就是用人不尽其所为,以保其有一个正常的心理态势。总之,要让士兵蓄有怒气,怀有欲望,并且不让这种怒气发泄干净,不让这种欲望得到完全满足。因为有怒气就会有勇气,怒气不尽则勇气不尽。有欲望就会有贪念,欲望不尽则贪念不止。这样一来,即使天下统一了,士兵也不会厌恶战争,这就是为什么黄帝发动七十场战争而士兵始终毫不懈怠的原因所在。
将帅要有智谋和威严,士兵就不要太聪明了,使之愚钝一些为好。因为将帅有智谋就可使士兵感到不可捉摸,深不可测;有威严就使士兵不敢违抗命令;士兵愚钝,就会老老实实地听命于将帅,就会效忠将帅而不怕死。大凡调兵遣将,必须做到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可以冒险发奇兵。三国时,魏将邓艾越过悬崖峭壁突然攻击蜀军,如果不是蜀主刘禅的无能,则邓艾的百万之师可以轻而易举地被击破。邓艾之所以敢这样出奇兵,就是因为他了解刘禅的无能。所以说,古之贤将不仅能以自己的士兵向敌人挑战,而且能通过对其将帅情况的分析试探而摸清敌军的底细,这样就可以做出正确的决断了。
作为主帅,应该是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所谓知理即是知道战争的意义和目的,只有这样,主帅才能不屈不挠;所谓知势即是知道战争的形势,只有这样,主帅才能胸有成竹,不至于沮丧;所谓知节即是知道掌握战争的节奏及用兵的节度,只有这样,主帅才能伸缩进退自如。主帅应不为小利所动心,不为小患而不安,因为小利小患足以玷辱我军的技艺与本领。要把心思用在处理大利大患方面。只有深怀技艺与本领而又自爱的人才能无敌于天下。所以说,一忍可以应付百勇,一静可以制服百动。
军队总有长处和短处,这在敌我双方都是一样的道理,试问:“我之所长,我拿出来运用,敌人当然不敢与我较量;而我之所短,我收起来不用,敌人也会硬与我争斗,怎么办呢?”答曰:“虽然我有所短,但我如果表现出顽强抗暴的精神,敌人就会怀疑而退却。而对于我之所长,应悄然加以掩蔽,敌人就会因轻视而陷入我之圈套中。此长短之术也。
善于用兵的将领,要使士兵无所顾忌而有所依恃。士兵无所顾忌才会不怕一死,有所依恃才会对战争充满信心。比如说,如果我们手中拿着短短的一截棒棰,遇到凶猛的老虎时,大家都会呼喊着一起围攻老虎,而如果我们空手无依恃时,即使遇上小小的壁虎也会畏而却步,此乃人之常情,知此者方可为将。即使穿内衣睡觉,但只要你以手按剑,取时刻警惕的态势,则强者也不敢逼近你;相反,即便你穿甲戴盔地靠在武器上入眠而不警惕,那么孩童也可举弓将你射杀。所以说善于用兵的人要始终保持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姿态,只有这样,你才能显示出一种无穷无尽的力量。
《远虑篇》说:
作为一个圣人,他应该懂得经略之策,精通权术之道,深悟心机之要。拥有黎民,拥有群臣并拥有腹心之臣。经略之策,可让天下黎民人人知晓,权术之道,不可让黎民知道但可让群臣知道,而对于心中之机要,则只能让个别心腹之臣知道。如果圣人不懂运用权力,就不可能办好国家的事务;如果圣人没有心机,就不可能成就万世之功业。这些道理都是不便让天下之民知道的。心机既然不可外泄于群臣,那么皇帝与谁商议定夺呢?显然是心腹之臣,所以说,心腹之臣对于皇帝来说不可一日没有。后世认为夏、商、周三代以仁义夺取天下,以礼乐守护天下,不免盲目得出“圣人无机”的结论,但是我仍然认为,圣人如果无心机,是不能夺天下与守天下的,只不过三代圣人之心机不如后世圣人心机之诡诈,所以后世之人往往不易轻易发觉。
有心机,必须要有心腹之臣,禹有益,汤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这三个心腹之臣都能闻天下之所不闻,知群臣之所不知。所以说,禹、汤、武王之心机与三个心腹之臣相应和才成就了万世之功业。三代以下的齐桓公、晋文公分别有管仲和狐偃为之谋划;此外,吴王阖闾拥有伍子胥,越王勾践拥有范蠡、文种。刘邦在夺天下与守天下的过程中,先后任用过韩信、黥布、彭越、曹参、樊哙、滕公、灌婴、郦生、陆贾、枞公等,然而只让心腹之臣留侯与赞阝侯二人参与奇机密谋。唐太宗的臣子多奇才,然而委之深、任之重者也不过是房玄龄和杜建德二人。君子为善之心与小人为恶之心都是一种必然的存在。君子有心机可以成就善业,小人有心机可以造就恶业。如果有心机,即使是恶业也可达成;如果无心机,虽然是善业恐怕也难以完成。所以说心腹之臣不可一日没有。司马氏可以说是魏之叛臣贼子,然而他有贾充之徒作为自己的心腹之臣,竟也达成恶业。反观陈胜、吴广,他们可称得上是秦时的英雄,但最终为什么没有成就大业呢?这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心腹之臣没有心机,即使有心机也外泄了。无心机与有心机而外泄,就好比虎豹想吃人而不知道设陷阱,或者是设了陷阱而不知道做好伪装一样。
有人会说:“所谓心机,只有创业之君才借助于它,作为守成之世,君子有什么必要把事情搞得那么神秘,有什么必要信用心腹之臣呢?”这真是一种可悲可叹的论调,试问,我们现今的守成之世能与太古之世相比吗?不能,这就说明心机不可不用。况且天下之变常陷伏于所谓太平盛世,就像田文所说:“子少国危,大臣未附。”这种景况没有心腹之臣难道不叫人寒心吗?过去,汉高祖临终前天下本已安定,然而刘邦仍嘱咐周勃辅佐孝惠帝、孝文帝。汉武帝临终前,天下本已大治,但他也吩咐霍光做孝昭帝和孝宣帝的心腹之臣。纵然天下有泰山不倒之稳势,圣人也常有累卵之忧心。由此可看出,守成之世,圣人不可不要心腹之臣。
《左传》说“:百官总己以听于宰相。”宰相如果不是腹心之臣,天子怎能把天下大事委托给他管理,而且三年不对他产生怀疑呢?《左传》还说:“五载一巡狩。”如果天子无心腹之臣,在他五年一度的例行出巡时,怎能放心抛开千里之外的京城。又要谁来为他守护京城呢?现在一家中必有宗老,一介寒士必有密友,借以开启心胸,接济缓急。为什么作为天子就不该有腹心之臣呢?近世的一些君王威然高高在上,而使宰相渺然听命于下。君臣之间界线分明,上下之间没有沟通。臣视君仿佛有天上的星星那么遥远而不得亲近,君主也像在天上俯视臣子,泊然无抚爱之心。这就容易造成这样一种状况:国家有忧,臣子不以为忧;君主有忧,臣子不感到屈辱;君主受到污辱,臣子不去为君主而死。另外,近世君主用人没有自己的尺度,有一个人说某人好就马上任用他,而有一个人说某人不好就马上割舍他。在这种氛围下,作为宰相,他避嫌畏讥都来不及,哪里还有时间专心以国事为忧呢?外降无常,信疑不定,使宰相视宰相之府如传舍。百官泛泛于下而天子高高在上,一旦有紧急之忧,君臣莫不颠沛流离甚至遭杀身之祸。所以我认为,圣人之任用心腹之臣,要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相互之间无猜疑和禁忌,同起居寝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夸奖他我是这样,百人诋毁他我也是这样,仍使他有高贵的爵位,有优厚的俸禄,有十足的权力,然后与他共同商议国家机密大事,共同考虑应付天下之事变。
宰相韩琦看到苏洵的文章后十分赞赏,并将此文章奏报到朝廷,苏洵因此被召试舍人院,但他以有病为由没有到任。于是又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当时正赶上太常修撰建隆以来的礼书,故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与陈州项城令姚辟一起用修礼书,并撰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可惜书成之后,刚刚上奏而没有得到回音,苏询就去世了。皇帝特意赐绸、银二百给他家里,但其子苏轼辞退了所赐之钱,只求赠官,因此皇帝特赠苏洵为光禄寺丞,并敕令有关部门用船将苏洵的遗体运回四川。苏洵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
文同字与可,梓州梓潼人,是汉代文翁的后裔,四川人仍以“石室”称其家。文同方口秀眉,以学问著称于世,操行风度高雅纯洁,自号为笑笑先生。他擅长诗歌、文章、篆书、隶书、行书、草书和一种笔画中丝丝露白的飞白书法。文彦博任成都太守时,对他感到惊奇,写信给他说“:与可兄襟怀坦荡,风韵洒落,有如晴云秋月,一尘不染。”司马光、苏轼尤其敬重文同。苏轼是文同的从表弟。文同又善于画竹,他画的竹,开始自己不知道宝贵,后来四方的人都拿着丝绸来请他画竹,人们的足迹不绝于其门。文同非常讨厌这种情况,气愤地将丝绸丢在地上,骂道“:我将要把这些都做成袜子在地上踩。”好事的人就把他这句话传播作为一种口实。文同起初考中进士的时候,逐渐迁升为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又知陵州,后知洋州。宋神宗元丰初年(1078),他知湖州,第二年,他到陈州宛丘驿,忽然留住不走了,自己洗完澡,穿好衣服,戴上帽子,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停止了呼吸。
崔公度曾经和文同一起同任过馆职,在京都南面遇见了文同,两人都没有说话,等到将要分别,文同只是说“:明天你还来吗?我要与你话。”崔公度把“话”听成了“画”,以为文同要给他画。第二天再往,文同对他说:“我要与你话。”说完左右查看,好像怕有人听到的样子。崔公度方才恍然大悟,知道文同将要对他有话说,并不是要给他画。文同说:“我听到人们传说人如果平时不乱说一句话,他的舌头伸出来可以超过鼻子,你看我的舌头怎样。”于是就吐出舌头,把他的舌头折成三叠像烙的饼一样,又引伸它抵到眉间,崔公度当时大为惊奇。及到京中听说文同已经死了,崔公度才知道他所见到的文同并不是活着的文同。文同虽然死了,但他写的《丹渊集》四十卷却流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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