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祖干,字景先,金华人,太祖攻下婺州后,与叶仪一同奉召,祖干以《大学》进呈太祖。太祖问治国之道以何者为先,祖干回答:“不出此书。”又进一步解释说:帝王治国之道,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必须对上下四方都要公平正直,使万物各得其所,然后才谈得上治理。太祖说:“圣人治国之道,为万世准绳。我自起兵以来,如果不是号令统一,赏罚分明,何能令人口服心服,以武功平定祸乱,以文治达到太平,均是治国之道。”于是命叶仪与范祖干同为咨议。祖干为了奉养父母,辞归故里,父母皆过八旬而寿终,家贫不能安葬,乡里为之办理丧事,当地官府将此情形上报,朝廷为祖干立“纯孝坊”以表彰,学者因此称祖干为“孝纯先生”。
叶仪,字景翰,金华人,是许谦的弟子。许谦教导他说“:学者必以五性人伦为本,以开发心术、变化气质为先。”仪早晚均以此来告诫鞭策自己,探究其中深意。不久,他收徒讲学,士人争相拜他为师。他对弟子们说:“圣贤的言行,尽在于《六经》、《四书》之中,其言简义深。近代先儒的言论都是如此。通过他们的言词来探求其思想,慢慢体会,久而久之必有所得,切不可先立自己的主张,妄自评论是非。”太祖攻克婺州,召见叶仪,授为咨议。仪以年老多病为由,力辞其职。不久,知府王宗显聘仪及宋濂为《五经》师,但时间不久,他便辞归故里,隐居养亲。其著作有《南阳杂稿》。吴沉认为此书见识精微,道理明白,一丝不苟。叶仪安贫乐道,至终不变。其门人著名者有金华的何寿朋。
谢应芳,字子兰,武进人。自幼好学,潜心研究性理,以道义、名节自励。元至正初年,隐居于白鹤溪上。建有一栋小屋,门楣上写着“龟巢”二字,世人因以为号。本郡请他教导子弟,其教学先注重实质然后再讲文采,学生皆遵循他的教导。应芳痛恨异端邪说扰乱人们视听,曾辑录圣贤格言及古今明鉴,合为《辨惑编》一书。有人荐举他为“三衢书院”山长,他不肯。元末,天下兵起,应芳至吴地避难,吴人争相聘请他去教导子弟。
若干年后江南平定,他才返回家乡,这时已年过七十。他迁居芳茂山,虽家徒四壁,却安逸自得。官府强行起用他修撰郡志,虽年事已高,但仍勉力治学。达官纟晋绅凡经过本郡者,都要去拜望他,应芳身着粗衣接待来客。平时谈论的也是关于教育、民情等,教人行善之志始终不减。其诗文高雅,含义深远。而他自认为心得最多的是在理学方面。享年九十七岁。
汪克宽,字德一,祁门人。十岁时,父亲教他学习双峰饶鲁的著作,能即刻有所领悟。读《四书》能自己断句,日夜学习,其刻苦专心的程度是别的儿童所难以比拟的。后随父亲到浮梁,向吴仲迂求教,求学之心更切。元泰定中(1326),乡试中举,而会试落第。他愤愤不平地抛弃科举而致力于经学。研究《春秋》以南宋胡安国的《春秋传》为主,广泛参照其他各家之说,荟萃成书,名为《春秋经传附录纂疏》。关于《易》的研究,有《程朱传义音考》。关于《诗》的著作有《集传音义会通》。关于《礼》的著作有《礼经补逸》。关于《纲目》有《凡例考异》。捧着经书从各地前来求教的人甚多。至正年间,蕲州、黄州兵至,克宽的房舍财产尽被焚掠,常常无米下锅,而他却满不在乎。
洪武初年,克宽被招聘至京师,参加《元史》的编修。书成后,朝廷授他官职,他以年老多病辞谢,太祖赐他银币送归故里。洪武五年(1372)冬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梁寅,字孟敬,新喻人。祖先世代务农,家境贫寒。寅完全靠自学,精通《五经》和诸子百家。多次应考不中,便放弃科举之道。集庆路招聘他为儒学训导,任职二年,因父母年老,辞归供养。第二年,各地反元起义蜂起,梁寅隐居,以教授子弟为业。
太祖平定四方后,诏征天下名儒编修礼乐,寅应征,这时他已六十多岁。当时朝廷将礼、律、制度分立三局,寅在礼局。由于议论精当,受到其他儒士的推崇。全书编成,朝廷赐予金银彩帛,授以官职。梁寅以自己年老有病辞谢,回到家乡,住在石门山,四方学士登门求学,称他“梁五经”,又称“石门先生”。有邻县子弟初次任官,前来倾听梁寅的教诲。寅告诉他“:清、慎、勤是做官的三字符。”问他关于天法王道的要义,寅微笑道:“言语讲忠信,行为重踏实,这就是天德;不贪财、不害民,这就是王道。”这人回来说“:梁子所言平常得很。”后来此人因言行不检点而身败名裂。这时才有所醒悟地对人说“:我不敢再去见石门先生。”梁寅享年八十二岁。
赵汸,字子常,休宁人。天资过人。拜师求学之初,读朱子注释的《四书》,有许多疑问不能解决,便通读朱子的全部著作。他听说九江黄泽的学问道德都好,即去与之交游。黄泽治学以自思自悟为主,采用启发式方法教育他人。赵汸一再登门拜访,从泽那里得到对《六经》疑难问题千余条的解释后才回归。不久,又在那里留住了两年,得到黄泽口授六十四卦的大义与学习《春秋》的要领。以后又与临川虞集交游,从虞集那里得知吴澄之学,回家乡筑“东山精舍”,专门读书著述。他每天鸡鸣即起,静心默坐。从此以后,其学问造诣日趋精深,诸经无不贯通,尤精于《春秋》。他最初送给黄泽看的著作为《春秋师说》三卷,后来扩充为《春秋集传》十五卷。《礼记》经解中“属辞比事《春秋》教”一语,汸据此又著《春秋属辞》八篇。凡学《春秋》者,必先查考《左传》所载事实。西晋杜预、北宋陈傅良都是这样,有所收获。汸认为他们各有不足,于是又著《左氏补注》十卷。当时正值元末,义军蜂起,汸在战乱中颠沛流离,但读书做学问的事却从未懈怠。
太祖平定天下,诏修《元史》,汸被召去参与其事,书成即辞归,不久去世,年仅五十一岁,学者称他为“东山先生”。
薛瑄,字德温,河津人。天资聪敏,初上私塾学堂,就攻读《诗》、《书》,并能背诵。其父薛贞任荥阳教谕时,瑄亦随行,这时年仅十二岁。所做诗赋受到荥阳监司的赞赏。当得知高密魏希文、海宁范汝颢精于理学时,薛贞把他二人聘为薛瑄师傅。从此,瑄将所做诗赋全部焚毁,潜心于探究程颢、朱熹学说的渊源,以至于废寝忘食。后来其父调鄢陵为官,瑄成为鄢陵生员,永乐十八年(1420),参加河南乡试,中第一名,第二年又中进士,因省亲归家。父亲去世,瑄完全按照古礼守丧。宣德年间守丧期满,授任御史。这时,杨士奇、杨荣、杨溥执政,想招见他,他不肯去。出朝监湖广银场,每天研究理学著作,学问更有进步。因母亲去世,归家守丧。
正统初回朝,尚书郭..举荐为山东提学佥事。他首先向学士宣布白鹿洞学规,亲自为学生讲课。有才学的人感到他很宽厚,不肖者则惧怕他的严厉,都称他为“薛夫子”。王振问三杨“:吾乡谁可为京卿?”三杨提出薛瑄。于是召瑄为大理寺左少卿。三杨明白用瑄是王振的意思,欲要瑄去见王振,由李贤把这意图告诉薛瑄,瑄严肃地说:“朝廷拜官授爵,却去向私家谢恩,这样的事我不干。”其后凡在东阁议事,公卿们见振多打躬作揖,唯独薛瑄屹然不动,振去向他施礼,瑄也不还礼,从此王振对瑄怀恨在心。
某指挥去世,其妾美貌,王振的侄子王山欲纳为妾,指挥之妻不允,妾便诬陷指挥之妻毒杀亲夫,下都察院审讯,屈打成招。瑄及同僚为指挥之妻申冤,三次都被驳回。都御史王文秉承王振的旨意,诬劾瑄及左、右少卿贺祖嗣、顾惟敬等故意制造王山的罪名。王振又暗示谏官弹劾薛瑄等受贿,均被下狱,论瑄死罪,祖嗣等减刑惩处。瑄在狱中等待处决时,仍读《易》如故。薛瑄有三子,一子愿代父死,另二子愿充军以减父罪,均未被允准。瑄行刑前,王振家奴在厨房哭泣,问他何故,他哭得更厉害,边哭边说:“听说今日薛夫子将要处斩。”王振为言所动。经刑科三次陈奏及兵部侍郎王伟的援救,免去了薛瑄的刑罚。
景帝即位,由于给事中程信的举荐,起任薛瑄为大理寺丞。也先入侵,瑄守北门有功。不久督贵州军饷,事毕后请求退休,学士江渊奏请留任。景泰二年(1451),瑄被推举为南京大理寺卿。有一富豪杀了人,但久不判决,瑄依法处置。朝廷招他回京任北京大理寺卿。苏州发生饥荒,贫民抢夺了富豪粮食,焚烧了他们的房屋,逃往海上。王文以阁臣职务巡视江南,定苏州饥民以反叛罪,拟处死二百余人。薛瑄竭力为饥民辩护,王文愤怒地说“:这个老头还是像往日一样倔强。”然而还是减了苏民的死刑。薛瑄多次告老还乡,不准。
英宗复辟,拜薛瑄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王文、于谦下狱,英宗令群臣讨论文、谦二人的罪行,石亨等主张对他们施以极刑。瑄见石亨、曹吉祥等败坏朝政,上疏呈请辞官归家。英宗内心本器重薛瑄,但嫌他年老,也就准予退休。
薛瑄之学本于程朱,修身教人,以恢复人之本性为主,修养很深,言行均成典范。他曾说:“自考亭朱熹以后,天理已十分明白,无须再有什么著述,只要身体力行就是了。”著有《读书录》二十卷,其文简明扼要,均是讲自己的心得,学者甚加尊崇。瑄于天顺八年(1464)去世,终年七十二岁。朝廷赠礼部尚书,谥文清。弘治年间,给事中张九功奏请供奉于文庙,朝廷则诏令瑄故乡建祠祭祀。不久,给事中杨廉清颁《读书录》于国学,让六馆学习。还请朝廷恩赐祠名,朝廷诏名“正学”。隆庆六年(1572),批准廷臣的请求,将薛瑄供奉于孔庙之中。其弟子中间有阎禹锡,也是一代名儒。
胡居仁,字叔心,余干人。闻知吴与弼在崇仁讲学,便去与之交游,而完全放弃做官的念头。他治学以忠信为先,以把握善心为要,随时保持戒慎之心,因而命名他的居室为“敬斋”。他为人端庄持重,对妻子相敬如宾。时常备一记事册,详细记录自己言行的得失,用以做自我考察。他生活简朴,破旧衣服,粗茶淡饭,安逸自如。虽住在山谷中,而四方前来求学的人甚多。他告诫他们“:学是为了自己,而不是要显名于世。”谈到治国安邦,他说:“唯行王道,才能使万物各得其所。”所著《居业录》,是取“修辞立诚”之义。他常说“:与我的学理相似的莫如禅学。后生学者误认为自我反省就会流于禅学,有的欲杜绝一切思念而求静。殊不知圣贤唯有自我警戒,遇事谨慎,常存思惧之心,自然就没有邪念。这样不求静又何尝不静。故卑下之人沉溺于功利,高傲者不务实际,其弊端有二,一在所见不真,一在功夫间断。”曾做《进学箴》曰:“人们有了诚实敬戒之意,他天赋的善心就自然存在,长期身体力行,大家都有了仁爱之心,都见于行动,治家治国,就能完成圣人的事业。”
居仁禀性淳厚诚实,居丧期间,身体非常虚弱,非扶杖不能起身,三年不回自己卧室,与人谈话从不涉及利禄。他与罗论、张元祯友好,多次聚会于弋阳龟峰。他曾说,陈献章之学近于参禅悟道,庄昶的诗只是豪放无羁而已,此风一成,为害不小。认为一般儒生的毛病在于著述既多又杂,认为朱熹大可不必去注释《参同契》、《阴附经》这样道家的书。督学李龄、钟成相继聘请他去主持白鹿书院。路过饶城时,淮王请他去讲解《易传》,待他如同贵宾、师长。当时吴与弼以其学问而著名于世,受到朝廷重视,然学者中也有说三道四的。居仁则闭门修养,终身为平民,人们认为薛蠧之后,正直无暇者,只有居仁一人。年五十一岁而逝。万历十三年(1585)供于孔庙随同祭祀。追谥文敬。
余祐,字子积,鄱阳人。十九岁拜胡居仁为师,居仁将女儿许配给他。..于弘治十二年(1499)中进士,授南京刑部员外郎,因得罪太监刘瑾而落职。刘瑾被诛后,又起任祐为福州知府。镇守太监购物不付钱,民众向余祐控告,祐安慰他们,答应将此情形上报朝廷,镇守太监害怕了,稍有收敛,但却怀恨在心,遣人入京告诉其党羽:“不除去余祐,镇守什么事也办不通。”但祐素来清廉,抓不到把柄。不久,调任山东副使,父亲去世,归家守丧。三年期满,起任徐州兵备副使。宦官王敬运宫廷所用之物入京,多挟持商船,因与知州樊准、指挥王良不和,王良揭发他携带违禁物品,王敬畏罪,去求祐为他解脱,祐不允。敬诬奏樊准等殴打他,一并将余祐逮捕,被贬为南宁府同知。稍后,调任韶州知府。他投呈自劾,辞官而去。嘉靖初年调任云南布政使,因太仆寺召他回京而未成行,改为吏部右侍郎,此时,祐已去世。
祐墨守其师胡居仁的学说,在狱中著《性书》三卷,其中说道,程朱专以“诚敬”二字教人,学者若真能去掉不诚不敬便可,否则不能达到古人的修养境界。当时王守仁著《朱子晚年定论》,认为朱子之学最终归于存心养性。余祐则认为“:朱子论心学有三个阶段的变化,存斋记述他的话,是他年少时的见闻,后见到延平,才感到过去所说的不对,聆听五峰之学于南轩,其言论又有变化。最后改定了已发表或未发表的言论,然后本质与现象不偏废,动静交相作用,这就是朱熹最后的定论。怎能把朱熹少年时的见识说成是晚年的定论?”这种见解公开后,守仁的门徒也不敢非难。
蔡清,字介夫,晋江人。年少时到侯官,跟从林王比学《易》,尽得其精髓。成化十三年(1477)乡试第一,二十年中进士,但不愿做官,请求归家讲学,而后选为礼部祠祭主事。王恕主持吏部工作时,器重蔡清,调任稽勋主事。清向王恕提出两条建议,一是整顿纪纲,一是荐举刘大夏等三十余人,恕均采纳。不久,因母亲去世归家守丧,三年期满复官任祠祭员外郎,后改任南京文选郎中。有一天忽然心动,请求归家奉养父亲,回家仅两个月父亲便去世。从此居家教授学生,再不出来做官。正德改元,起任他为江西提学副使。宁王宸濠骄横无忌,每月初一、十五,地方官员都先去朝拜宁王,次日才去文庙,清认为这样不妥,应该先文庙后宁王。宁王生辰,令各地方官员穿朝服去庆贺,清认为此不合礼制,只把平时系在衣服前的围裙解掉而前往参拜,宁王颇不高兴。宁王要求恢复护卫,清背后非议。宁王欲诬陷他诋毁诏旨,清则请求辞职归家。宁王假意挽留,并欲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清之子为妻,清则坚决辞官而去。刘瑾知道天下人在非议自己,于是援用蔡京召杨时的故事,起用蔡清为南京国子祭酒。朝命刚下,而清已去世,这时是正德三年(1508),寿终五十六岁。
蔡清的学术思想,最初主张静,以后主张虚,故以虚为其斋名。清平生凡事必亲自实践,虽贫而好施舍,同族乡党都依赖于他。他以精通《易》而著称。嘉靖八年(1529),其子推官存远将他所著《易经》、《四书蒙引》呈送朝廷,诏令刊刻流传于世。万历中追谥文庄,赠礼部右侍郎。其门人有陈琛、王宣、易时中、林同、赵逯、蔡烈,均为当时名儒。其中以陈琛最称著。
罗钦顺,字允升,泰和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授编修。后迁调南京国子监司业。与祭酒章懋一同教导士子。不久,送父母返乡,并请求在家奉养。刘瑾大怒,削去钦顺官职,降为平民。刘瑾被诛后复官,调任南京太常寺少卿,再调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回北京任吏部左侍郎。世宗即位,命他代理尚书。不久调任南京吏部尚书,为省亲请求回归故里。后改任礼部尚书,这时正值父母去世,须在家守丧,未能赴任。服丧期满,朝廷再起任他为礼部尚书,他辞谢而不就任。再改为吏部尚书,并下诏催促他赴任,他仍推辞。最后,准许他退休,仍由地方政府按时付给禄米。钦顺所以多次不肯奉诏赴任,因为当时有张璁、桂萼这班人执掌朝政,他们树立权势,排斥正人,钦顺耻于与他们同列。
钦顺在家闲居二十余年,足不入城,潜于格物致知之学。王守仁创立“心学”,一时间有才学的人,不约而同皆拜他为师。钦顺致书守仁说“:圣人教化世人:既要研究学问,又要身体力行,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其教训是很清楚明白的。如果不向外界学习,而只在内心反省体验,则‘正心诚意’四字无所不包,又何必于入门之际而忙着去研究各类事物呢?”王守仁回信说“: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学问未尝不是内心之事,而内心反省体验也曾抛弃身外之物。”二人就“格物致知”与“正心诚意”这个传统主题进行反复辩论,直至王守仁去世。
钦顺的学术研究,专心致力于穷理、存心、知性这三个命题。开始从佛学入手,后渐渐认识到佛学中的错误,便排斥佛学。他指出:“佛学之明心见性,与我儒学之尽心知性外表相似,而实质不同。佛学大抵有见于心,无见于性。今人的明心之说,与佛家的禅学混为一谈,殊不知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道理不明就是因此而造成的,钦顺不能为之耽忧。”因著《困知记》。
钦顺自号整庵,享年八十三岁。赠太子太保,谥文庄。
曹端,字正夫,渑池人。永乐六年(1408)中举。五岁时见到《河图》、《洛书》,便去问他的父亲。长大后专心研究性理。他做学问必亲自实践,以求静心为要领。在读宋儒所著《太极图》、《通书》、《西铭》这些著作时,不禁感叹说:“道就在这些书里面。”意志坚定地进行研究,坐位下踏脚的砖都被磨穿了。他对父母十分孝敬,父亲好佛学,他著《夜行烛》进呈父亲,其中说:“佛学以空为性,不是自然界赋予之性。老子是以虚为道,而不是引导人之本性发展的道。”父亲十分欣赏他的见解。父母相继去世后,他在庐墓旁守丧六年。
端初读谢应芳的《辨惑编》,十分喜爱,便抛弃佛经、巫术、风水、时运之说。他上书本县县令,毁掉淫祠百余座,设立里社、里谷坛,让百姓祈祷丰年。逢灾荒之年,劝官府赈济,使百姓免于死亡。任霍山学正时,提倡孔孟之学,诸生听从其教诲,郡内之人都受到教化,以诉讼为耻。知府郭晟问他如何治理政事,他说:“要公道廉洁,公道则民不会谩骂,廉正则衙吏不敢欺骗。”晟恭敬地接受这个意见。他父母去世,渑池、霍州的生员都到他护守的墓边就学。守丧期满,改任蒲州学正。霍、蒲两县各上书争着要他。霍州先奏故至霍州。端在霍州先后十六年。于宣德九年(1434)去世,时年五十九岁。诸生哀悼三年,霍山人民都为之哀悼,连童子都流泪。因家贫不能运回家乡安葬,留葬霍州。二子曹瑜、曹琛,在霍山守墓,相继去世。葬父亲墓侧,后来才迁回渑池。
端曾说:“要学到圣人之道,须在太极上立脚根。”又说:“做人须为志士、勇士,不忘向上。”又说:“孔子、颜渊乐于仁,孔子安于仁义而乐在其中,颜渊不违仁而致其乐,程子令人自得其乐。”又说:“天下无性外之物,性无所不在,性就是理。性的别名曰太极、曰至诚、曰至善、曰大德、曰大中,名不同而道则一。”
当初,伊、洛诸儒,自程明道、程伊川之后,刘洵、李吁等人投入二程门下,元代河南许衡、洛阳姚枢讲道于苏门,北方之学者都奉为宗师。至明朝兴起三十余年,曹端崛起于崤、渑间,倡明这宏伟独到的学术,被当时人推为明初理学之冠,所著书有《孝经述解》、《四书详说》、《周易乾坤二卦解义》、《太极图说》、《通书》、《西铭》释文以及《性理文集》、《儒学宗统谱》、《存疑录》等。
霍州李德与端是同时人,也讲学于本乡,会见曹端后对诸生说:“学不厌,教不倦,乃曹子之盛德。他了解古今,通晓事变,我的学识很少能赶得上他的。古人云‘得经师易,得人师难’,你们已得到了‘人师’。”拜辞而去。端也风格高尚,命诸生将李德请来讲学。
曹端曾著有《川月交映图》,模拟太极,故学者称他为“月川先生”。去世后,被世人谥为静修。正德年间,尚书彭泽、河南巡抚李桢都请求将曹端供奉于孔庙一同祭祀,这个请求未能实现。
吴与弼,字子传,号康斋,崇仁人。父吴溥,建文时为国子司业,永乐年间为翰林修撰。与弼十九岁那年见到《伊洛渊源图》一书,非常仰慕。他不去参加科举考试,闭门尽读《四子》、《五经》及程朱的著作,数年不下楼。中年时,家境更贫,他参加耕稼,凡是不正当的利益,丝毫不取。对于四方前来求学的人,他教诲不倦。正统十一年(1446),山西佥事何自学向朝廷举荐,请授他文学高职,后来御史涂谦、抚州知府王宁又向朝廷荐举,他都不肯接受。他曾叹息说:“宦官、佛教不除掉,要想天下治理好,是困难的。”景泰七年(1456),御史陈述奏请朝廷聘请他为皇帝讲经,或在国子监讲学,教育贵族子弟。朝廷诏令江西巡抚韩雍备礼聘请,他仍是不肯就职。
天顺元年(1457),石亨打算召来一些贤者,以表示自己对他们的尊重,便与大学士李贤商议,嘱咐他起草奏疏,向皇帝推荐。英宗命李贤起草诏书,遣行人曹隆带着礼物庄重地征召吴与弼上京。与弼到了朝廷,被授左春坊谕德之职,他上疏辞谢。皇帝在文华殿召见,问他为何辞职,回答说:“我不过是个贫贱之人,本无高深学问和高尚德行,陛下听到的并非真实情形,又不幸有好狗马的毛病。朝廷令使臣带重礼来召我,臣惭愧地受到特殊优待,不能不勉力来到京师。我今年已六十八岁,实在不能为官。”英宗说“:在宫中做官,事情不多,不必推辞。”赐锦缎酒食,遣宦官送回住处安息。并对李贤说:“此老头并非迂阔之人,务必令他就职。”皇上对他待遇越优厚,他辞谢得越坚决,上疏说:“臣学术浅陋荒疏,如果冒昧受禄,必耽误公事。”皇帝不许。与弼不得已,只有请求不穿朝服,仍住在馆舍中,借读于秘书阁。在京师留住了两月,因病力请回乡,在李贤的劝说下,皇帝同意了,派行人送还,命当地官府每月给与弼米二石。与弼回家后,上表称谢,并陈奏尊崇圣人之学说主张、广建学校等十事。成化五年(1469)逝世,享年七十九岁。
吴与弼初到京师,李贤推他上座,以尊敬师长之礼相待,而令编修尹直坐于侧。尹直非常气愤,出来就诽谤与弼。与弼回到家乡,知府张王贵求见不得,很不高兴,募人代与弼的弟弟投文控告与弼,张王贵立即派人把与弼逮捕至府衙大加侮辱,然后送回。与弼知道这不是出自其弟本意,仍与他友爱。编修张元桢不知张王贵诬陷与弼一事的始末,致书讥笑他,其中有“上告素王,正名讨罪,岂容先生久窃虚名”之语,尹直也把这件事写在《琐缀录》中。有人说与弼在为石亨族谱所写的《跋》中,自称“门下士”,士大夫因此对与弼有非议。后来顾允成指出“:这是那些爱管闲事的人干的。”后来,吴与弼的学生都能入祠享受祭祀,而与弼却不能。所著《目录》,都是记录自己平生学问所得。
其门人最著名的有胡居仁、陈献章、娄谅,其次是胡九韶、谢复、郑伉。
陈真晟,字晦德,漳州镇海卫人。最初参加乡试时,听说官府防察过严,不按礼节对待士人,深以为耻辱,激愤之下拒绝参加考试,从此潜心圣贤之学。读《大学或问》,见朱子反复强调主敬,乃知“敬”为《大学》的起点和基础。又得程子‘主一’之说,便专心研究,他说“:《大学》的诚意是铁门关,‘主一’二字是开关的玉钥匙。”天顺二年(1458)至朝廷呈送其《程朱正学纂要》。该书首先采用程氏学说的体制,其次采取朱子的论述,再次做二图,一图说明圣人的思维随天地一同运行,一图说明治学的思想要遵循天地运行规律,最终落脚于推举贤明导师,辅助太子,重视教育。朝廷命礼部讨论书中的建议,但为侍郎邹干搁置不办。真晟回到家中,闻知临川吴与弼在本乡讲学,便去请教,路过南昌在张元祯家留宿,俩人谈论后,元祯大加推崇,对他说:“圣人之道,自程朱以后,只有先生得其真义,至于康斋(吴与弼),不可求见,也不必求见。”于是他又折回福建,深思静坐,自号“漳南布衣”。成化十年(1474)逝世,终年六十四岁。
真晟没有拜过师,只是从流传下来的经书中得到学问。他自己感到居于海滨偏僻之地,应出去访求当世学者,虽未同吴与弼讨论过学问,但二人学说颇相近似。
吕柟,字仲木,高陵人,别号泾野,学者称他“泾野先生”。正德三年(1508)中进士第一,授修撰。刘瑾与吕柟同乡,想召他去,柟推辞不去。瑾恼恨柟为人正直,欲杀他而后快,柟称病辞官而去,直到刘瑾被诛后,才由人荐举复其官职。乾清宫发生火灾,柟应诏陈奏六事,其中说要除去义子,遣散番僧,取回镇守太监,这些都是别人不敢说的话。这年秋,因父病辞职归家。由于都御史盛应期,御史朱节、熊相、曹皀等多次上书举荐,世宗即位后首先召柟回朝。柟上疏劝皇上勤学,以促进新政,其中说“:严格要求自己,即使独处而无人注意时,也要谨慎不苟;对上能符合天意,亲贤人远谗言,对下与百姓心心相通,这样才可以使天下太平。”
在讨论登基大礼问题上,与张桂意见不合。他自陈十三事,其中说大礼未定,而向皇上说奉承话日多,皇上应引为己罪。世宗大怒,将他下狱,贬为解州判官,代行州事。吕柟在解州抚恤那些孤独无靠的人,鼓励发展农桑,兴修水利,筑堤保护盐池。推行《吕氏乡约》及《文公家礼》,寻求子夏的后裔,建立司马温公的祠堂等等。四方学者前来的日多,御史将解梁书院给他们居住。嘉靖三年(1524),御史卢焕等又多次向朝廷举荐,因而升任南京宗人府经历,后调任尚宝司卿。吴、越、闽、楚的学士随从他的有百余人。后晋升为南京太仆寺少卿。太庙火灾,自己请求罢官,未准。选为国子监祭酒,晋升为南京礼部右侍郎,兼理吏部事。世宗要亲自祭祀显陵,柟多次上疏劝阻,但奏疏未呈于皇帝。这时天象发生剧变,他乘时呈请辞官归家,六十四岁逝世。为哀悼他,高陵人关门闭户三天。解梁及四方学者闻耗,皆设灵位哀念。世宗闻知,辍朝一日,赐祭葬。
柟受业于渭南薛敬之,承接河东薛蠧的学术思想。其学以探求道理付诸实践为主,在南京做官时,与湛若水、邹守益共同主持讲座。做官三十余年,家无一件像样的东西,但终身没有怠惰的神情。当时天下讲学术的人,不是归于王守仁一派,就是归于湛若水一派,而坚持程朱思想不变的,只有吕柟与罗钦顺二人。其著作有:《四书因问》、《易说翼》、《书说要》、《诗说序》、《春秋说志》、《礼问内外篇》、《史约》、《小学释》、《寒暑经图解》、《史馆献纳》、《宋四子抄释》、《南省奏稿》、《经野诗文集》。万历、崇桢年间,李祯、赵锦、周子义、王士性、蒋德瞡等人,先后奏请将柟供奉于孔庙内一同祭祀。朝廷下礼部讨论,但已来不及付诸实行。其弟子有泾阳吕潜、张节,咸宁李挺等,皆有学问、德行。
邵宝,字国贤,无锡人。十九岁师从江浦庄昶,成化二十年(1484)中进士,授许州知州。每月初一,在学宫招集诸生,讲明义利、公私之辨。他考正春秋时人颍考叔的祠墓地点,并将魏文帝庙改为汉愍帝祠,不称献帝而称愍帝,这是遵从汉昭烈帝刘备所尊的谥号。有巫师说地下出现龙骨会有祸、福降临,故弄玄虚,邵宝将“龙骨”当众毁掉,杖打巫师,将其驱逐。他亲自考查农业生产状况,仿朱子社仓,建立粮食的积散制度,实行计口浇田法,以备灾荒。
弘治七年(1494)回朝任户部员外郎,后任郎中,又出任江西提学副使。在江西,他祭祀周元公(周敦颐)祠,修白鹿书院学舍,安置学士。其教育思想以求知实践为本。江西地方风俗好听阴阳家的话,以致有父母死后数十年不葬者。邵宝下令:凡士子不葬父母者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于是相继安葬双亲者数以千计。宁王宸濠欲求他的诗文,被严厉拒绝。后宸濠谋反失败,官府清查他的文书,唯独没有邵宝的片纸只字。后调任浙江按察使,再升为右布政使。在与镇守太监勘察处州银矿时提出“:开银矿耗费多收获少,劳命伤财,恐怕会引发其他事变。”奏请终止其事。晋升为湖广布政使。
正德四年(1509)升为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刘瑾独揽政权,邵宝在京师绝不与他往来。瑾对漕帅平江伯陈熊十分不满,想要邵宝出面弹劾,遣校尉数人去把邵宝邀到左顺门,对他进行威胁,张彩、曹元自内出来对邵宝说:“你弹劾了平江伯,以后就没事了。”宝回答说:“平江伯是功臣之后,他总督漕运不久,没有大的过失,不知弹劾他什么。”张、曹二人哑口无言,过了三天,给事中弹劾陈熊和邵宝,勒令他辞官返家。
刘瑾被诛后,朝廷又起用邵宝,巡抚贵州,不久调任户部右侍郎,进升左侍郎,又命他兼左佥都御史,处置粮运事宜。又参与联合勘察通川城濠。不久,奏请回家奉养父母,御史唐凤仪、叶忠等奏请留用,于是拜为南京礼部尚书。他再次上疏辞职。世宗即位,起任前官,他再次恳请辞职,回家奉养老母,世宗允准。以后逝于家中,赠太子太保,谥文庄。
邵宝三岁丧父,对母亲过氏至孝。刚十岁时,母亲有病,他撰文祝告天地,愿减短自己的生命而使母亲益寿延年。后来辞官归家奉养母亲时,他左手已麻木,但仍从早到晚侍奉母亲,从不懈怠。其学问以程朱之学为本,曾说:“我愿做个名符其实的士大夫,不愿为假道学。”年轻时在南畿中举,受到李东阳的赏识。其诗文典雅,效法东阳。他博览群书,一有心得便记述下来,取程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义,因取名为“日格子”。其著作有《学史录》、《简端录》。巡抚吴廷举将此二书进呈朝廷。此外还有《定性书说》、《漕政举要》诸集若干卷。学者称他为“二泉先生”。
杨廉,字方震,丰城人。父杨崇,曾任永州知府,受业于吴与弼弟子胡九韶。廉继承家学,早年就以文章著称于世。成化末年中进士,改为庶吉士。
弘治三年(1490),授南京户科给事中,第二年京师地震,杨廉就此事弹劾执政大臣。五年,借发生灾异的时机上陈六事:一、经筵停罢时,应令讲官每天轮流值班听候皇上询问。二、招回因直言规谏而遭贬谪的官员,不当限定台臣谏诤皇上登基后的事。三、治两浙、三吴水患,停止额外织造。四、招回隐退诸臣。五、修改法律条例。六、发生灾异应鞭策甚至罢免某些大臣。最后还说,凡国家大政方针,应招集大臣面议,给事中、御史随后驳正。这些意见孝宗都加以采纳。吏部尚书王恕遭到诽谤,廉奏请斥责诽谤者及奸邪之人,劝皇上不要被他们所迷惑。母亲去世,服丧期满,起任刑科官员。他奏请祭祀薛蠧,将其《读书录》贮存于国学。第二年三月,诏令下旬开经筵,为皇帝讲解经文。杨廉认为:“按成例,经筵一月举行三次,如果上月终开始,下月初即停止,那能进讲多少?而经筵开始后,隔日继讲,今迟一日开经筵,就会停一日之讲。”这个意见上呈给了皇帝。因父亲年迈,为就近奉养,调至兵科。宦官李广死,从他那里获得廷臣贿赂他的账册。谏官弹劾行贿的人,皇帝本想追究,但又中止。廉率领同僚力争,皇帝拒不接受惩办行贿者的请求。随后,廉申明祀典,认为宋儒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从祀之位应排在汉、唐诸儒之上。孔子故乡阙里的孔庙中,当改立木神位“,大成”本是乐名,用于作为谥号,不合谥法。这些意见均未采行。调南京光禄寺少卿。
正德初改任太仆寺卿,又改任顺天府尹。这时京都军队多次调遣,其车费动辄数千金。廉奏请用大兴县递运余银供给。还奏请豁免夏税粮一万五千石。考虑到州县会对百姓巧取豪夺,而设置“岁办簿”,登载税收,使地主官吏无法作弊。乾清宫遭火灾,廉极力陈奏时政之失误,但奏疏被扣留未进呈皇帝。第二年升南京礼部右侍郎,上疏劝阻皇帝南巡,这奏疏也未上报皇帝。武帝驻南京,命百官着军服朝见,廉认为不可,请求依照通常朝拜礼仪,还请皇上去谒见太庙,这些意见均被采纳。世宗即位,调任尚书。
杨廉与罗钦顺友好,讲求“居敬穷理”之学,认为文章必以《六经》为本。他自礼乐、钱粮至星历、算术,都知其本末。学者称他为“月湖先生”。他认为帝王治国之道,最要紧的是按照《大学》中的教导。自从任给事中起就上书说“:向皇帝进讲,首先应该是《大学衍义》。”于是首先呈进《大学衍义节略》。在上疏议论大礼时,援引程颐、朱熹的话为证,并说:“今持异义的人都是根据欧阳修的话,然修于‘考’之一字,虽加于濮王,却未止于仁宗。而今不用于孝宗,这也是修所不同意的。”他八次上疏请求退休,至嘉靖二年(1523)允准。他在家住了两年便去世了,享年七十四岁。赠太子少保。谥文恪。
马理,字伯循,三原人。同乡尚书王恕居家讲学著书,马理从他交游,受到他的指教。杨一清督察学政,见马理、吕木冉、康海的文章,大加赞赏说:“康生善于文章,马生、吕生精通经学,都是天下才子。”马理乡试中举,进入国学,与吕木冉及林虑马卿,榆次寇天叙,安阳崔铣、张士隆,同县秦伟等,每日切磋学问,名震京都。高丽使者仰慕他们,把他们的文章抄录带回本国。马理因父母相继去世,未参加科举考试。安南使臣到京后,问主事黄清:“关中马理先生在哪里,为何没有做官?”外国人对他如此敬重。
正德九年(1514)中进士。当时杨一清为吏部尚书,立即提升马理为稽勋主事。告假归家。后起任考功主事。与郎中张衍瑞等劝阻皇帝南巡。皇帝不仅不采纳他们的意见,而且令他们跪在宫殿门口,施以杖刑,夺去俸禄。不久,马理又告假返乡,在家乡教授生徒,向他求学的人很多。嘉靖初年,起任马理为稽勋员外郎,与郎中余宽在朝廷大殿上争论大礼问题。皇帝下诏将其逮捕入狱,再施以杖刑,剥夺俸禄。其后多次调任考功郎中。已故户部郎中庄绎,正德时首次引导刘瑾考核天下库藏。刘瑾败,庄绎也被削职。现在又有人奏请核查,当权者提出让马理担任此事。马理坚持不可,查核之事也就此停止了。嘉靖五年(1526),考察地方官吏,大学士贾咏、吏部尚书廖纪出于私怨,要除去广东副使魏校、河南副使肖鸣凤、陕西副使唐龙。马理力争,指出:“此三人督察学政,名著天下,一定要除去三人,就请把我马理除掉。”三人终免于罢职。第二年考核京官,罢黜张璁、桂萼党羽吏部郎中彭泽,而璁、萼竟得到皇帝的同意,留用彭泽。马理提升为南京通政参议,请求辞官而去。在家闲住三年,起任光禄寺卿,不久又告假回家。十年以后,再度起用为南京光禄寺卿。不久告老还乡。嘉靖三十四年,陕西地震,马理与妻皆蒙难。
马理的学问道德纯正深厚,居丧以古礼及司马光《书仪》、朱熹《家礼》的规定折衷使用,与吕木冉并为关中学者的宗师。穆宗即位,赠右副都御史。天启初,追谥忠宪。
魏校,字子才,昆山人。先祖本姓李,居住在苏州葑门之庄渠,自号“庄渠”。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担任过南京刑部郎中。守备太监刘琅凭藉刘瑾之势,甚为猖狂,竟自行审案送司法惩治,谁都不敢阻抗。魏校按法办事,不徇私情。改任兵部郎中,因病告归。嘉靖初年起任提学副使。亲丧守孝期满,补为江西兵备副使。后历任国子祭酒、太常寺卿,不久退休。
魏校为胡居仁的私淑弟子,学术思想主“敬”,而贯彻儒家各派学说,尤其选择了其中的精华。其著述有《大学指归》、《六书精蕴》。去世后谥号恭简。唐顺之、王应电、王敬臣都是其弟子。唐顺之自有传。
王应电,字昭明,昆山人。受业于魏校。特别爱好《周礼》,认为《周礼》自宋以后,胡宏、季本各有著述,指责其中的缺点、破绽,长达数十万字。余寿翁、吴澄则认为《周礼》中之《冬官》并未佚失,可散见于其他五官之中,他们重新进行编排。近世何乔新、陈凤梧、舒芬也都各以己见来对《周礼》进行更定。这些都是诸儒之《周礼》。应电深入研究十数年,先求圣人之心,追溯周礼之源,其次考察天文和原设官的用意,推论五官离合的原因,最后看出全书的体系。从显而易见的方面探索那些隐而未见的方面,从细小而演绎全体,著成《周礼传诂》数十卷。他认为后代百世继周代治理天下,其制度渊源于此。嘉靖中,应电家庭在兵乱中被毁,他独自流落到江西泰和,将其著作送请罗洪先指正,洪先非常佩服。翰林陈昌积以尊师之礼对待他。胡松巡抚江西,将应电的著作刊行于世。
应电还研究并精通文字学,订正了《说文》中一些错误,著《经传正伪》。关于文字学的著作,还有《同文备考》、《书法指要》、《六义音切贯珠图》、《六义相关图》。逝于泰和。陈昌积经办他的丧事,送回昆山安葬。
王敬臣,字以道,长洲人。江西参议王庭之子。十九岁受业于魏校。禀性至孝,父亲背生痈疽,敬臣用口吸舐;父年迈,目眩眼花,他卧于父亲榻边,夜不解衣,闻有咳嗽声,立即起来询问,侍奉继母与侍奉父亲一样细心。婆媳不和,他十三年不入室与妻子同居。他最初受业于魏校时,曾认为议论不如著述,著述不如实践,故居家常闭口不言谈议论。然自见耿定向以后,定向告诉他说,圣贤无独成之学,须相互讨论。从此以后,对前来求学之人引导扶持,其弟子有四百余。其学以“慎独”为本,不自立门户。乡里尊称他“少湖先生”。
万历中,由于廷臣的推荐,朝廷召他入京授国子博士,他没有去。诏令以所授官职退休。万历二十一年(1542),巡按御史甘士价又举荐他。吏部看他年事已高,奏请令当地官府经常以最高礼节对待他,得到皇帝的批准。享年八十五岁。
潘府,字孔修,上虞人。成化末年进士。宪宗去世,孝宗即位,潘府上疏奏请皇帝按制行三年丧礼。他说:“子为父、臣为君都要着孝服守孝三年,这是至仁至义的大事。汉文帝崩,遗诏减少服丧期间,是为天下臣民着想,但景帝即位自己却不按制守孝三年,从而使千古纲常遭到破坏。晋武帝欲按旧制而不能行,魏孝文帝也未完全实行,宋孝宗锐意复古,也未能推行于下,这些都不足以成为圣王之至孝。先帝忽然驾崩,臣子庶民都怀哀痛之心,陛下忧伤不已,穿孝衣临朝,百日未改。望陛下力排众议,决心执丧三年,一如三代旧制。诏令礼官参考经史所载规定,使丧事不违礼仪,朝廷不耽误政事。定为不可更改的制度,传于子孙后代,岂不是件伟大的事情。”奏疏呈上后,朝廷诏令内阁辅臣会同礼官详细讨论,都认为要实行原来制定的制度,但终究未能实行。
潘府被任命为长乐知县,在该县教民实行《朱子家礼》。他亲自到郊野去访问民间疾苦。田夫野老都感到潘府待民亲切,纷纷请求著文题辞,潘府欣然同意。后调升南京兵部主事,陈奏有关军民利害的七件事。父亲去世,守丧期满,调任北京刑部主事。这时发生了旱灾、蝗灾、星变、北寇入侵、孔庙失火等不幸事故,潘府上疏呈请整治内政,抵御外敌入侵。又呈上匡正弊政的十项建议。为了就近奉养父母,请求南迁,因而改任南京兵部主事。后升武选员外郎。尚书马文升知潘府贤能,越级提拔为广东提学副使。因母亲年老,请求辞官归家奉养,不等朝廷诏令便自己回去了。随后,吏部尚书杨一清及巡按御史吴华,多次向朝廷举荐,始终未起用。
嘉靖改元,谏官们都荐举他,朝廷起任他为太仆少卿,后改为太常寺少卿,他请求退休。归家后隐居于南山,穿的是布衣,吃的是素食。每日以阐发经传为己任。这时王守仁在本乡讲学,离潘府家乡不过百里,而两人学术思想却颇不相同。他曾说:“做官有三本:俸禄薄为廉之本;不沉溺于声色为勤之本;不听谗言、不徇私情为明之本。”又说:“荐举贤人应唯恐落后于别人。论功应唯恐在前。”年七十三岁而卒。按成例,四品官只赐祭,而世宗重视府的孝道行为,特诏令赐葬。
崔铣,字子钟,安阳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他在参与编修《孝宗实录》时,与同僚去见太监刘瑾,独他一人对刘瑾只揖不拜,因而得罪了刘瑾。《实录》成书后,调任南京吏部主事。刘瑾被诛后,召回北京官复原职,充任经筵讲官,又晋升为侍读。因病归家,建“后渠书屋”,在其中读书讲学。
世宗即位,升崔铣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嘉靖三年(1524),朝廷召集群臣讨论追尊世宗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恭献皇帝的大礼问题,长期议而不决。大学士蒋冕、尚书汪俊都因坚持反对意见而被罢官,其他许多人或被排斥,或受杖刑,或流放边戍,只有张璁、桂萼等人一时受到重用。崔铣见此情形,上疏辞职,并弹劾璁、萼等说:“臣考察各种议论,那些赞成的人,其文是为欧阳修所唾弃的,其情则是仰承皇上的意图,力求得到高官厚禄。强悍者不怕违法而激怒了皇上,软弱的人则以甜言蜜语而动听。没有大功大德的人而很快得到官爵,这样能不使那些侥幸之徒接踵而来吗?臣听说天子总是力图获取天下臣民的欢心,以尽忠孝之职,而未听说只去获取一二人之欢心。对这些本无大功大德的人行赏,恰恰表明是自己宣扬徇私而已。遵守圣人之道者为忠臣,忠则违背皇帝旨意;讨好皇上的为奸邪,邪则离经叛道。如今忠者日渐疏远,邪者却日益富贵。一邪就会扰乱国家,何况使他们富贵。”世宗看后不高兴,令铣退休。十五年后,又起用为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升南京礼部右侍郎。不久因病辞官。死后赠礼部尚书,谥文敏。
铣年少时轻佻不稳重,好饮酒,虽饮数斗而不醉。中年自厉于学问,言行皆有准则。曾说:“学在治心,功在慎于言行。”又说“:孟子所谓良知良能,是就心的作用而言。爱亲人,敬长者,是人的本性。若去良能而只有良知,那就是霸儒。”做《政议》十篇,其《序》说:“三代以上,实行井田、封建制,百姓固守家园,故圣人之道易行;三代以下,开阡陌,实行郡县制,百姓流动,故圣人之道难成。何况以后每况愈下,直至今日。然要人心不异,关键在于统治他们的人。”《政议》各篇之论说,都是说明这个意思。
何瑭,字粹夫,武陟人。七岁时,见家供佛像,坚决请求去掉。十九岁读许衡、薛蠧的遗著,废寝忘食。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选为庶吉士。阁试考题为《克己复礼为仁论》,何瑭在其文章中写道“:仁就是人,礼是人的元气,它现受到风寒暑湿的侵蚀。人若能不为邪气所侵,则元气复,元气复就成为人了。”此言为学人们推崇。刘瑾窃取朝政后,有天赠翰林每人一把川扇,有的去拜见刘瑾。当时瑭为修撰,对刘瑾只行长揖礼,瑾怒,不赠扇给瑭。受赠者又去拜谢,何瑭严肃地说“:何必那样低三下四。”刘瑾大怒,追问谁讲此话。何瑭毫不畏缩地回答“:修撰何瑭。”他知道必为瑾所不容,多次上疏请求隐退。直到瑾被诛后,才复官。在给皇上讲经说史时,触犯忌讳,贬为开州同知。在开州修黄陵冈堤有功,升为东昌府同知。但他请求辞官回乡。
嘉靖初,起任山西提学副使,因守父丧而未赴任。服丧期满,起用他提学浙江。他在浙江重本求实,士气大变,不久,晋升为南京太常寺少卿。与湛若水等提倡古太学之法,学者一致推崇他为宗师。他历任工、户、礼三部侍郎,晋升为南京右都御史。不久退休。
当时,王守仁以道学著名于世。何瑭独默不语。他曾说:“陆九渊、杨简的学说流入禅宗,阻挡仁义的盛行。后世学者未学得子游、子夏的十分之一,而其议论却超过颜渊、曾子。这是吾道之大害。”在家乡居住了十余年,以孝悌忠信教育子孙。父母相继去世,哀痛不已。死后谥文定。所著有《阴阳律吕》、《儒学管见》、《柏斋集》十二卷。皆流行于世。
唐伯元,字仁卿,澄海人。万历二年进士。历任万年、泰和二县知县。为政有利于民,两县人民为他建立生祠。后调任南京户部主事,晋升郎中。
伯元受业于永丰吕怀,言行踏实,深恶王守仁的新学说。朝廷将守仁供于文庙祭祀,伯元上疏反对,并请求从文庙中去掉陆九渊的神位,而将有若及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五人列入十哲。在各乡祭祀罗钦顺、章懋、吕木冉、魏校、吕怀、蔡清、罗洪先、王艮。其奏疏刚下部议,就遭南京给事中钟宇淳的反对,伯元也因此被贬为海州判官。后调任尚宝司丞。吏部尚书杨巍,很不喜欢王守仁的学说,同意伯元的奏疏,因而调伯元为吏部员外郎,后历任考功、文选郎中,辅佐尚书孙丕扬澄清吏治,杜绝贿赂。任期满后推荐为太常少卿,但未被朝廷任命。当时吏部推荐的陈奏皆被扣留,不进呈皇帝,伯元说:“贤愚同被滞留不提拔任用,朝野为之叹息,这是因为臣所提建议不当所致,呈请准于辞职。”皇帝很不高兴,特准他辞退,并把他的奏疏扣留下来,不交廷臣议论。过了两年,在甄别吏部诸郎中时,看到伯元的名字,命改南京吏部任职,此时伯元已过世了。
伯元生活清苦淡薄,别人难以忍受,他却能怡然自乐,成为岭南士大夫的表率。
黄淳耀,字蕴生,嘉定人。当学生时,就深恶科举文章华而不实。他的文章,以六经为范本,讲求典雅。名士追求名利,他对名利表示淡漠。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及第后,回家潜心钻研经书。布衣粝食,家徒四壁。
京师陷落,福王在南京即位,诸进士都授官职,唯独淳耀不去应选。南京沦陷,嘉定城破,淳耀愤慨不已。与渊耀入庙宇,准备自尽。僧人对他说:“你没有做官,不必死。”淳耀说:“我与嘉定共存亡,岂可有贰心。”向僧人索求纸笔,写道“:弘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进士黄淳耀自杀于城西僧舍。呜呼!进不能为朝廷效力,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受益不多,学道无成,内心不安,夜不能寐。”与渊耀相对,悬梁自尽,时年四十一岁。
淳耀二十岁就著有《自监录》、《知过录》,立志于圣贤之学。每天将白天所做之事,在夜间记录下来,凡语言之得失,思念之纯杂,无不记载,以备自己反省改过。其诗文均仿效前代贤臣。著有《陶庵集》十五卷。其弟子奉谥号曰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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