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的人很多都认为儒生赶不上文吏，因为看见文吏处境顺利而儒生不得志，就诋毁儒生认为他们才智低下，称赞文吏认为他们才智高超。这是不了解儒生，也不了解文吏。其实，儒生和文吏都有才智，并不是文吏才智高超而儒生才智低下，只是文吏经历的事情多，而儒生没有做过罢了。认为文吏经历的事情多，儒生没有做过，是可以的；认为文吏才智高超，儒生才智低下，就荒谬了。
社会上一般人都诋毁儒生，儒生们也自己互相瞧不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想做官并学习当官的本领，而且以文吏作为标准。儒生一有缺点，一般人就一起诋毁他们；文吏有过错，一般人都不敢去诋毁。把错的东西归罪给儒生，把对的东西归给文吏。其实，儒生的才能不比文吏低下，也不是他们学习的本事没有用处，而社会上一般人都诋毁他们，是因为看见地方长官不喜欢任用他们的缘故。地方长官不喜欢任用他们，是因为很多事情自己不能亲自处理，需要文吏来主持办理。于是衡量和选择人材，区别他们能力大小，希望对办事有好处。文吏善于处理烦杂事务尽力于自己职务，做好本职工作建立功绩，所以地方长官爱重他们的能力。儒生事事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不能担当繁杂的工作，地方长官有烦难疑问，不能效力。他们的能力对于处理时事没有用处，那么当官就轮不到他们身上。地方长官用做官的标准来考核人的才能，人的才能大小又以当官作证明，所以社会上一般人常常看重文吏，看不起儒生。儒生被轻视，文吏被重视，根源在于无能的地方长官。可见社会上一般人的评论，都顺着地方长官的喜欢与厌恶。
像当今的地方长官，才智高深，地位显贵，起着纲领作用，事情没有不由他们作决定的，他们设置文吏，是为了填满名额，足以辅助自己实现志向。如果他们的志向在于修养道德，致力于提倡教化，那么文吏就会被看成瓦石，儒生就会被看成珠玉。文吏能解决困难问题，处理烦杂事务，却不能保持住自身的节操，那么也就不能辅助地方长官。儒生没有学习过文职工作，却善长于纠正过失，地方长官为非作歹，冒危险规劝也不惧怕。考察社会上能树立忠心耿耿节操的，实现三谏之义的，使地方长官检点自身，约束自己，不敢不正直的，大多是儒生。而迎合地方长官意志，不择手段讨喜欢和争宠幸的，地方长官想放纵，低头沉默不说话的，大多是文吏。文吏以处理事务占优势，在忠诚正直方面欠缺；儒生以保持节操占优势，在处理文职事务方面欠缺。二者都有长处与短处，各有合适的工作，当今的地方官吏，对二者都各有所取的。选取儒生的人，一定是讲究道德和提倡教化者；选取文吏的人，一定是注重事务和重视处理烦杂工作者。
自己才能不够则需要帮助，需要帮助就要依靠有能力的人。官吏设置辅佐，是因为能力不足；选取有能力的属吏，是因为自己才能不够。太阳照耀黑暗，不需要灯烛；孟贲、夏育御敌，不靠辅佐。假使地方长官的能力，都像太阳照耀黑暗，孟贲和夏育那样难于抵挡，那么文吏的才能就没有用处了。病发作而医生就有人请，灾祸来了巫就人有用。如果自己能开方配药，会入室捉神弄鬼，那么医生就没有人请，巫没有人用。桥梁的架设，是因为人的脚不能跨越河沟；车马的使用，是因为人跑不能跑得很远。要是人的脚能跨越河沟，人跑能跑得很远，那么桥梁就不用架设，车马也不要使用。天地间的事物，人尊重崇敬的原因，都是因为能力低下智慧不够，需要依仰它来充足。像当今的地方长官，不责备自己没有才能，却轻视儒生不学习文职；不追究文吏得到重用的原因，而尊重他们的才能，认为他们是好官吏。于是就认为，不是文吏，忧虑不能排除；不是文吏，忧患不能解救。所以选举时常要老办事的人，考核官吏常取按章办事没有差错的人。儒生没有处理时事的功绩和经历，所具备的能力不能胜任繁杂的事务，所以在选举时处于下等，在朝廷上失去地位。
儒生中脑子聪明行动敏捷的人，随着当时情况变化，学会作官的一套，就追随文吏的后面，从未得过好名声。而遵守先王之道，坚持自己志向，遵守讲求礼义的，往往地方长官不信任，被文吏鄙视、戏弄。由于不被重用就执意要退职，被鄙视、戏弄就感到不得意，因而办事不勤勉，观察事情不精细，从而被认为没有能力，被数落不会办事。儒生中只有一般才能没有高尚抱负的，学会了作官的一套，与文吏混在一起，窥测地方长官的喜好，迎合当时的急需，转变志向改变作为，日夜兼程又学又问，不感到羞耻，只是希望成为一个擅长文书出名的人罢了。而那些有高尚志向美好节操的人，耻于降低自己高尚志向，损害自己崇高品德，去献媚求官，因而深恨那些“有俗材而无雅度”的儒生。等到他们进入文吏行列，仍然坚持自己高尚的志向，不肯就学文吏一套。也许因为在处理问题上，熟练程度不够，考虑粗疏不周密，遇事不知道怎么办；在官场上对答有错误，跪拜不熟练，进退违背礼节；在朝廷上，上本陈述己见议论大事，像迂腐的读书人辩解过失，引证典故；在地方上，切断了长官的欲望，直言一针见血，触犯了讳忌；在办事上，封固和捆扎公文，给简牍系带帖签落名，或封泥用印，这些事上没有按照规章制度；在言谈上，说话高谈阔论，乖僻脱离实际，迂腐不符合道理。所以社会上一般人轻视他们，文吏鄙薄他们，地方长官看不起他们。
所以社会上一般做学问的人，不肯完全弄通经学，在深刻了解古今上下功夫，都急于想成为一家章句学派。只要初懂文义道理，同时就讲究学习令史的必读书籍，熟读背诵法令，习作公文，学习答对，熟习跪拜礼节，在家练习好，以备一旦召去供职就能胜任。为了顺应当今风气不顾先王之道，急于成交就放弃高尚志向，抢着上爬不顾礼义，废弃经书不想学习。因此古经被废弃没人学习，经学暗淡无光，儒生冷冷清清地呆在家里，文吏则在朝堂上高声喧哗得意洋洋。“有俗材而无雅度”的读书人，就跟随世俗奔走效劳；而有高尚节操的儒生，就处于偏僻狭小的地方，被排斥与疏远。奔走效劳的人一天比一天显得灵巧，被排斥疏远的人则一天比一天显得笨拙。不是他们能力差，智慧不够，而是见得少，干得少，不熟习的缘故。要是自己的脚未曾走过的地方，即使是尧和禹也要问问道路的情况；要是自己眼睛未曾见过的东西，即使是孔子和墨子也要问问它们的形状。
齐郡的人世世代代刺绣，普通妇女没有不会的；襄邑一般人都会织锦，就是迟钝的妇女也没有不手巧的。天天看，天天做，手就熟练了。假使“有俗材而无雅度”的读书人未曾见过，手巧的妇女未曾做过，生事生手，就是偶尔干一下，匆忙瞟一眼，即使是明摆着的问题，很容易干的事，也会糊里糊涂看不清，干不了。当今评论事情，不说经历少，而说才干不敏捷；不说未曾做过，而说智慧不够，这不符合实际情况。儒生的才干没有不敏捷的，职业没有干不了的，只是他们有高尚的志向不肯去做。现在社会上一般人看见不愿习文书，就说他们不会；看见他们不肯去做吏事，就说他们干不了。
是因为要分别和比较能力的大小，所以文吏排在前，儒生排在后，这是从朝廷的角度说的。如果从通晓儒家经书的角度来评定儒生与文吏，那么儒生在上，文吏在下。从务农的角度来评论种田，农夫最高明；从经商的角度来讲做买卖，坐商最能干；如今从朝廷的角度来论人才，所以说文吏最高明。朝廷里的人，年纪小的时候做干吏，以朝廷为田地，用刀笔作耒耜，把公文当农桑，就像人家的子弟，生长在宅院中，他们知道宅院内房屋，通道的情况，胜过宾客。宾客刚来，即使是孔子和墨子的才智，也不能辨别。儒生像宾客，文吏像子弟。用子弟熟悉宅院作比喻来评论文吏和儒生，那么文吏在掌握文书上比儒生熟悉，而儒生比文吏生疏。像当今的地方长官，知道子弟因为在宅院里时间长熟悉情况才聪明起来，却不知道文吏是因为文书熟练才能干的；知道宾客因为刚来不了解情况，却不知道儒生是因为接触文书和法令少才拙笨的。这里糊涂不明，不会类推的缘故。
县里一个佐史的才能，能胜任郡里的掾史；郡里一个循行的才能，能胜任州里的从事。然而郡里不招用佐史，州里不起用循行，这是因为处理文书非常熟练就会按法令办事没有差错，而他们虽然道德高尚，但很少处理公文的缘故。五曹办事自有章程，公文书写自有旧例，只要勤勉练习，就能成为高明的文吏，这怎么能受到称赞呢？贤能高明的地方长官，衡量官吏是选择才智，不寻求是否熟习文书来评论其高低，因为他们看重志向，轻视文才。称赞好的官吏就说他忠心耿耿，忠心耿耿所起的作用，不是在处理公文上。事情可以通过学习达到了解，礼节可以经过练习做到完善，忠贞的节操和公正的操行不是容易树立的。文吏和儒生都有志向，然而儒生追求忠贞善良，而文吏追求能办好事情。如果有忠良的表现，即使办事生疏、笨拙，对他们高尚的志向没有什么损害。
评论的人认为儒生不会公文，把他们排在一下等。由于法令和比例是文吏断案的依据。文吏处理事情，一定要请教精通法令的人。天子的事务，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因此肯定要以能否精通法令，善于按法令办事来衡量人的才能的高低，这样精通法令的人应该最受重视。有人说：“确实是这样。法令是汉朝的经典，文吏的议论取决于它。事情以法令来判定，确实是很明白的。”我说：五经是汉朝所立，儒生完美的政治主张和大道理，都出自五经当中。董仲舒阐术《春秋》的道理，跟今天的法律是符合的，没有什么违反和不同。然而《春秋》，汉朝的经典之一，是孔子写的，留传到汉代。评论的人只尊重精通法令的人，不抬高《春秋》，这是愚昧不明的表现。《春秋》和五经，道理是互相贯穿的，既然赞赏《春秋》，又不推崇五经，这是不懂类推的道理。五经就是阐述原则的。具体事情不如原则重要，原则被执行了，事情就办成了，没有原则，事情就办不成。然而儒生学的东西，正是原则；文吏学的东西，是处理具体事情。假使才能相同，应当以学习原则的儒生为高，如比对于文吏，就像用水洗污泥，用火烧去腥味一样，水与火，是原则，运用它的人，是处理具体事情的，处理具体事情对于原则只是细枝末节。儒生能治理根本，文吏只是处理细枝末节，属根本的原则与属细枝末节的具体事情相比，要判定其尊卑高下，就可以衡量出来了。
尧以美德使百姓和睦。孔子说：“孝顺父母，尊重兄长到极点，就能与上天相通。”张释之说：“秦朝那些做‘刀笔小吏’的，使秦每况愈下直到二世，秦朝灭亡。”张汤和赵禹是汉朝精明强干的官吏，司马迁作《史记》，把他们列在《史记·酷吏列传》中，认为他们导致了西汉的灭亡。他们与“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的人相比，谁令人义愤填膺呢？地方长官虽懂得经学是最高的道理，但不尊重学习经学的儒生，因为他们看见读经书的儒生的能力赶不上能处理具体事务的文吏。
宰牛的刀可以杀鸡，杀鸡的刀难以宰牛。刺绣的师父能缝帐幕和衣裳，缝补破衣服的工匠不能纺织锦缎。儒生能做文吏的职事，文吏不能树立儒生的学问，文吏的才能，确实低劣不及儒生，而儒生不学习文书，确实是高尚不肯去做。禹疏通江河，不拿锸，周公旦筑雒邑，不握筑杖。其实，笔墨公文是锸筑杖之类工具，而想要使有志于大道的人亲自去作文吏的具体事务，这是叫大将军亲自去冲锋陷阵，要高级工匠亲自去砍木头啊。
能够解释一种经书的儒生，去处理一曹的事务，十来天个把月就会了；掌管一曹事务的文吏，去学一种经书，一年也不能学成。为什么呢？因为文吏的事情容易懂得，而经学却难得弄懂。儒生不但要弄懂经书，而且要弄通圣人的意思，文吏只需动笔，考察下老百姓的事。能够懂得大圣人的意思。跟只懂得百姓的事情，哪个困难呢？能够弄通艰难经学的人才，掌握了经书章节字句的解释十万字以上，还有余力做其他事情。至于学识渊博，通览古今的人，衡量他们心中的智慧，远远超出能解说十万章句的人。文吏懂得的，不过是辨解公文。具有千金的人比起只有价值百十个钱的人，哪个富呢？粮食堆得像小山，与粮食积聚像小坻，哪个高呢？世上把有名声的人才当作名贵的宝器，宝器大装的东西就多。然而儒生所装的东西，可以说是多得很。
飞蓬长在麻中间，不扶自然会直；白纱放进黑染缸，不染自然会黑。这话是说学习的好坏，会改变人的本性，儒生的本性，不是就都好的，受圣人孔孟之道的深刻影响，白天晚上地诵读，才得到了圣人的操行。文吏从小就练习写字，只要手练习并且成行，没有文章诵读，也听不到仁义的话。长大做了文吏，舞文弄法，顺着私心为自己，使劲追求个人的权力和利益，审理案件就接受贿赂，治理百姓就搜刮掠夺，处在重要职位时就滥用权柄，得皇上宠幸就出卖地方长官。一旦做官，头戴华丽帽子，身佩锋利宝剑；掌权一年，老百姓的田地房屋一齐兼并。他们本性并非都坏，是所学所作违背了孔孟之道。所以在儒门学习好的东西，趋于接受仰慕正义，其志向和节操就会由于自己努力变得很高尚，高明的地方长官看到这一点，就会重用儒生。东海国的相宗叔庠，广泛招致隐士，春秋会飨，设置三等，按名次先后授官，全府的官吏，儒生占十分之九。陈留太守陈子瑀，广开儒生门路，选入各曹的掾史，都能讲授儒家经书；处理公文的文吏，占十分之一二。这两位地方长官都懂得道和事之间的道理，通晓他们之间数量的多少，所以世人颂扬他们的名声，书籍记载他们的事迹。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