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在颛顼统治时期，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命火正黎掌管地理。唐尧虞舜统治时期，继续命重和黎的后代掌管天文和地理，一直到夏朝和商朝，所以姓重的姓黎的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在西周时，封为程伯的休甫是他们的后代。到了周宣王的时候，他们失去了主管天文地理的官职，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主管周朝的历史。在周惠王和周襄王之际，司马氏到了晋国。晋国的中军元帅随会逃奔到魏国，司马氏也随之来到了少梁。
自从司马氏家族离周到晋国后，他们就分散开来，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后来作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由于传播有关剑术的理论而声名显赫，蒯聩就是他们的后代。在秦国的司马错，曾舆张仪争论伐蜀的事，秦惠王采纳了他的建议，让他率兵伐蜀。他取得胜利并被任命为蜀郡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蕲是武安君白起的部下。这时的少梁改名为夏阳。司马蕲舆武安君白起在长平坑杀趟国的军队，回到秦国后，他与白起都被秦王赐死于杜邮，葬在华池。司马蕲之孙名司马昌，在秦国任铁官。在秦始皇时，蒯聩的玄孙司马印是武信君的将领，领兵攻占了朝歌。在项羽封十八诸侯时，封司马印为殷王。在汉王刘邦讨伐楚王项羽时，司马印归附了汉，汉王改司马印统治区为河内郡。司马吕生司马毋惮，司马毋惮任汉朝长安的市长。司马毋恽生司马喜，司马喜曾为五大夫，他们死后，都埋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曾任太史公。
太史公向唐都学习天文学，在杨何处学《周易》，在黄子处学道论。太史公在汉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间做官，他忧虑学习先秦各家学说的人，未能了解各家学说的原意，盲目信奉一些荒谬的说法，就论述六家学说的主要精神道：《易大传》说： “天下人的方向一致，可是想法却多种多样，目标相同，可所走的道路却不相同。”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这些学派都是以治理国家为要务的，但是他们的学说却不同，有省与不省而已。我认为阴阳家的学说，崇尚祥瑞而忌讳繁多，常常使人受到限制而产生许多畏惧，然而它所排列的一年四季的顺序是不能废弃的。儒家学说广博而缺少要领，费力不少而功效不大，因此它所提倡的难以完全照办。然而它所规定的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夫妇长幼之间的区别，是不能改变的。墨家主张节俭却难以遵从，因此墨家主张之事不能全部采用。然而墨家关于加强本业发展和厉行节约的主张则是不可丢弃的。法家的主张严厉苛刻、缺少恩谊。然而他们端正君臣上下的名分这一点是不可改变的。名家过于拘于形式而容易丧失对事物的正确认识，然而它辩证名与实的关系问题则不能不予以认真考虑。道家使人精神合一，行动合乎无形的“道”，使得万物丰足完美。他们的学说，因循了阴阳排列四时的顺序，吸取了儒、墨两家的长处，总取了名、法两家的精华，随着时间来转移，顺着事物而变化，这样来立定常规和处理事务，没有不相适宜的，并且意旨简明而易于掌握，办的事情虽不多，而功效却很大。儒家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的表率，凡事君主倡导而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而臣下随从。像这样，则君主劳累而臣下安逸。至于伟大道家理论的精髓，既去掉了刚强和贪欲，又废黜了聪明与智慧。儒家却丢开了这些而任用儒术进行统治。精神用的过分就会枯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损坏；精神和身体过早的衰竭，而想与天地共长久，这事还从未听说过。
阴阳学说对于一年四季、八卦方位、十二星次、二十四节气都有各自的规定与禁忌，说顺着这些就会昌盛，违背这些就会灭亡，其实未必如此，所以说“使人受到限制而产生许多畏惧”。至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律，若不遵从它就没有可以作为天下法则的。所以说，它所规定的“一年四时的运行顺序是不能丢掉的”。
儒家用六艺作为准则，六艺的经传文字以千万计，人们连续几代都不能弄通它的学说，一辈子也不能完全通晓它的礼仪。所以说儒学“广博而缺少要领，费力不少而功效很小”。至于儒家序列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夫妇长幼之间的区别，这是各家学说也不能改变的。
墨家也崇尚尧舜，称述尧舜的德行说：“他们住在三尺高的殿堂裹，土筑的台阶有三层，茅草房顶不修剪，柞木屋椽不雕饰；盛饭用陶簋，装汤用瓦盆，吃的是糙米饭，喝的是豆叶汤；夏天穿葛衣，冬日披鹿皮。”他们埋葬死人，用三寸薄的桐木板棺材，哭的声音也不悲哀。教育人民遵循葬礼，一定以此为标准。要使天下都像这样，那么就没有尊贵和卑下的区别了。世道不同，时代变了，事业不必相同，所以说“墨家所倡导的节俭人们却难以遵循”。总之，墨家主张强本节用，则是引导家富人足的办法。这是墨家的长处，即使百家也不能丢掉这一点。
法家不分别关系的亲疏，不区分地位的尊卑，一律断之于法。这样就把敬爱亲属、尊长的恩谊断绝了。可以用它作为临时措施，但不能长期施用。因此说法家“严厉苛刻而缺少恩谊”。至于法家主张使君王尊贵使臣子卑下，明确职分界限不得相逾越，这是各家学说也不能更改的。
名家烦琐细碎、纠缠不清，使人不能推 求它的真意，专注于名词概念的推理，反而 失去了易于掌握的常理。所以说名家“使人 受约束而容易丧失对事物的正确认识”。至于它循名责实，综合考察事物的本质这一点，倒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虑的。
道家宣扬无为，又说无所不为，其实际主张是容易实行的，而其言辞却难于理解。其学说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践原则。既没有既成不变之势，也没有固定不变之形，所以能够推究万物的实情。既不走在事物的前边，也不落在事物的后边，因此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法则的有无，顺应时势来确定；制度的兴废，根据事物的变化来决定。所以说“圣人不巧取，顺应时势而变通”。虚无是道家的核心，因循是君主统治的纲领。群臣一齐上朝，君主让他们各自表明自己的才干。其实际情况与名声相符的叫做端；其实际情况与名声不相符的叫做空。君主不听空而不实的话，奸邪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就自然分清了，黑白也就自然分明了。造就在于君主如何使用他们了，这样做还有什么事情办不到呢！这样就合乎大道，看起来混混沌沌，而光明却照耀天下，又返回到无名的境界。人所赖以生存的是精神，所依托的是形体。精神用得过分就会枯竭，形体过分劳累就要损坏，形体与精神分离人就会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再生，形神分离就不会复合，因此圣人重视这一问题。由此看来，精神是人生存的根本，形体是人生存的器具。如果不首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形体，却说什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凭藉什么呢？
太史公职掌天文工作，不管民事。他有个儿子叫司马迁。
司马迁生在龙门，在龙门山南麓过着农耕放牧生活。十岁时已能识读古文著作。二十岁南游江淮，他登上会稽山，探访禹穴，到九疑山，考察舜的遣迹，泛舟沅、湘水间。北渡汶水、泅水，在齐、鲁之都研讨学业，观察孔子教化的遣风，还在邹峰学习乡射礼节；在游历蕃、薛、彭城等地的时候，一度遭受危困，经过梁、楚之地后回到长安。于是司马迁做了郎中，奉朝廷之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的地区，略定了邛、榨、昆明之后，回到长安向朝廷覆命。
这一年，天子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典礼，而太史公被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因此心中愤懑得病将要死去。他的儿子司马迁恰巧在这时出使返回，在洛阳见到了父亲。太史公抓着司马迁的手流着泪说： “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后来衰落了，难道要断送在我这裹吗？你继为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如今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到泰山封禅，而我不得从行，这是命中注定的啊！我死以后，你一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万不要忘记我要编写的论着啊。况且孝，是从侍奉双亲开始的，中间经过事奉君主，最终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扬名于后世，光耀父母，这是孝中最主要的。天下称颂周公，是说他能够歌颂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召的遣风，使人懂得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刘的功业，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落，礼乐损坏，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文献典籍，振兴被废弃了的王道和礼乐。整理《诗》、《书》，著作《春秋》，直到今天，学者们仍以此为法则。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四百多年了，其间由于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记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不予评论记载，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对此我感到十分不安，你可要记在心裹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泪说：“小于虽然不聪明，一定把父亲编纂历史的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太史公死后三年，司马迁作了太史令，他阅读和摘抄了石室金柜收藏的图书档案，又过了五年，正当太初元年，卜一月甲子初一凌晨冬至，开始改用太初历，新的历法在明堂上公布，诸神受到记识。
太史公说：“先父曾说过：‘从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从孔子到现在又五百年了，到了继承并光大孔子的事业，修正《易传》，续作《春秋》，根据《诗》、《书》、《礼》、《乐》衡量一切的时候了。’意思就在于此吧！意思就在于此吧！我怎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问：“当初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呢？”太史公答道：“我听董先生说： ‘周朝的王道衰微了，孔子作鲁国的司寇，想振兴王道，可是诸侯陷害他，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主张在当时不会被采纳，王道不能推行，于是便把自己的是非褒贬寓于《春秋》所记的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之中，作为天下的准则。他贬斥僭礼的诸侯，声讨犯上的大夫，衹不过是为了实行王道罢了。，孔子说：‘我想与其用空洞的说教去教育别人，还不如记载具体历史事件，因事见义，更为深切显明。’ 《春秋》一书，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的伦理纲常，判别嫌疑明辨是非，论定犹豫难决之事，表彰善良，贬斥丑恶，尊重贤能者，贱视不肖之徒，保存已灭亡国家的史迹，接续已断绝了的世系，弥补残缺，振兴衰废，这些都是王道中的要点。《易》是专讲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所以长于变化；《礼》是规范人伦的，所以长于行事；《书》是记载先王事迹的，所以长于政事； 《诗》是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的，所以长于风土人情；《乐》是论述音乐经典的，所以长于和谐；《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人。由此可见，《礼》用以节制人欲，《乐》用以发扬和气，《书》用以指导政事，《诗》用以表达思想感情，《易》用以阐明事物的变化， 《春秋》用以指导人们遵守道义。治理乱世，使它走向正轨，没有比《春秋》再合适不过的了。《春秋》文字数万，旨意数千，万物的离散聚合都集中在《春秋》裹面。在《春秋》中，记载着三十六起杀君事件和五十二个亡国事件，诸侯奔走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简直无法统计。考察其所以如此，都是由于失去了礼义这个根本。所以《易》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因此‘臣弑君、子杀父，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而是逐步发展而来的’。做国君的不能不通晓《春秋》，否则前面有进谗言的则看不见，后面有奸贼作乱也不知道。作人臣的不能不通晓《春秋》，否则就不知道日常事务怎么处理才得当，遇到突变就不能采取权宜之计去应对。作人君、人父的，不能通晓《春秋》大义的，一定会蒙上首恶的罪名。作人臣、人子的。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一定会陷于篡弑的罪名而被诛杀。其实他们都以为是在做好事，却因为不知其道义所在，以致被加上了空洞的罪名也不敢推卸。不通晓礼义的宗旨，就会弄到君主不像君主、巨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的地步。君主不像君主，就会受到臣下的干犯，臣子不像臣子就会被诛杀，父亲不像父亲，就没有人伦之道，儿子不像儿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罪过。把天下最大罪过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他们也衹能接受而不敢推辞。因此说，《春秋》一书是礼义的根本。礼义的作用是禁绝坏事的发生，法律的作用是在坏事发生之后进行制裁；法律所起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义所起的防止作用却不易被人了解。”
壶遂说： “孔子的时候，上面没有圣明的君主，下面的臣子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留下议论，以裁断礼义，作为统一的王法。如今您上遇圣明的君主，下得当官任职，万事备，各得其所，您所论述的，将要阐明什么呢？”太史公答道： “啊啊，不不，不是这样。我听父亲说：‘伏羲最为纯厚，他作了《易》八卦。尧舜道德之盛， 《尚书》予以记载，礼乐由此而兴。商汤、周武功业兴隆，受到诗人的歌颂。《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盛德，褒扬周王室，不仅仅是讽刺而已。’从汉朝建立到今圣明天子，这期间获得了吉祥的符瑞，举行了封惮大典，改革了历法，更换了衣物的颜色，受命于天，天子的恩泽滋润无边，海外异俗之地的国家也辗转翻译叩关入境，请求献礼、朝见，这样的事情多得说不完。臣下百官极力颂扬天子的圣德，还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心意。况且，天下有贤能的人得不到重用，是国君的耻辱；主上圣明，而其恩德不能传扬天下，这是主管官员的过错。何况我担任史官工作，如果撇开天子的圣明功德不去记载，埋没了功臣、贤大夫的功业不去论述，背弃了我父亲的嘱咐，这是极大的罪过。我所写的不过是记述历史故事，整理、归纳世代相传的史料，不是人们所说的著作，而您把它比作《春秋》就不对了。”
于是按次序论述和编写其书。写作的第十年，遭受李陵之祸，被关进了监狱。在狱中长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残废没有用了。”事后仔细思量道：“《诗》、《书》的文义之所以含蓄隐约，是作者藉以更好地表现自己的深沉思想。”他终于着手记述从黄帝开始，直到武帝获麟为止的历史。其篇目为： 《五帝本纪》第一， 《夏本纪》第二， 《殷本纪》第三， 《周本纪》第四，《秦本纪》第五，《始皇本纪》第六，《项羽本纪》第七， 《高祖本纪》第八， 《吕后本纪》第九，《孝文本纪》第十，《孝景本纪》第十一，《今上本纪》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六国年表》第三，《秦楚之际月表》第四，《汉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间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礼书》第一， 《乐书》第二，《律书》第三，《历书》第四，《天官书》第五，《封惮书》第六，《河渠书》第七，《平准书》第八。《吴太伯世家》第一， 《齐太公世家》第二，《鲁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管蔡世家》第五，《陈杞世家》第六，《卫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晋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郑世家》第十二，《赵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 《韩世家》第十五， 《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陈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绛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王世家》第三十。 《伯夷列传》第一， 《管晏列传》第二，《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司马穣苴列传》第四，《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伍子胥列传》第六，《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商君列传》第八，《苏秦列传》第九，《张仪列传》第十，《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穣侯列传》第十二，《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平原虞卿列传》第十五，《孟尝君列传》第十六，《魏公子列传》第十七，《春申君列传》第十八，《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乐毅列传》第二十，《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田单列传》第二十二，《鲁仲连列传》第二十三，《屈原买生列传》第二十四，《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刺客列传》第二十六，《李斯列传》第二十七，《蒙恬列传》第二十八，《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魏豹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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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继承了五帝遣业，接续被中断了的三代事业。周朝王道衰微，秦朝毁弃了古代文化典籍，焚毁了《诗》、《书》，所以造成明堂、石室金柜中的玉版图籍散乱了。汉朝建立，萧何颁布了律令，韩信整顿了军法，张苍制定了章程，叔孙通制订了礼仪。于是品学兼优的文入学者逐渐被启用，《诗》、《书》之类的典籍，在各地不断被发现。自从曹参荐用盖公，提倡黄老学说，贾谊、晁错通晓申不害、韩非的法家学说，公孙弘因儒学而显达，一百年来，天下的遣文旧事无不汇集于太史公处。太史公父子相继担任这一职务，太史公说：“啊！我的祖先曾担任这一官职，扬名于唐尧虞舜之际，到了周朝再次主管这一工作。所以司马氏世世代代主管文史星历，直到我啊，这一传统我一定恭敬不忘啊！”于是搜集天下散失的历史故事和传说，对帝王兴起的业绩，追本溯源，探究始终，观察朝代盛衰的原因，依据事实进行论述考订。略述三代，详绿秦汉，从黄帝写起，直到当朝皇帝，着十二篇本纪，已经列出大纲了。同一时代或不同时代的纷繁历史事件，年代交叉难以明辨，因此作了十表。礼乐增减，律历改革，兵法权谋、山川形势、鬼神问题，天人之间的关系，经济的变通，作了八书。像二十八宿围绕着北斗、三十根辐条共聚一毂而运行无穷一样，辅佐得力的大臣和帝王相配合，忠诚行道，奉卫皇上，因此为他们作了三十世家。扶持正义，慷慨超群之士，他们不使自己失去时机，而立功名于天下，为他们作了七十列传。全书总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这就是《太史公书》。本篇《自序》概括地阐明述作宗旨，就是拾取遣佚的史事以补充六艺之缺，成为一家之言。它协调了有关<六经》的各种不同解释，整齐了百家杂说。把正本藏在名山，副本留在京师，以等待后世的圣人君子观览。列传的第七十篇，是司马迁的自叙。然而在一百三十篇中缺少了十篇，有目录而无内容。
司马迁受刑以后，做了中书令，职高位尊。他的旧友益州刺史任安写信给他，用古贤臣的标准要求他。司马迁回信说：少卿足下：早些时候承蒙您写信给我，教我谨慎地接人待物，并担负起向皇帝举荐人才的应尽义务。信中情真意切，好像责备我没遵从您的意见行事，而听从了世俗流言，我是不敢这样的。我虽然才能平庸，但也聆听过德高望重的长者的遣教。衹是自己认为身体已经残废，而又处于低贱的地位，稍有举动就会受到责难，主观上想有所作为，客观上反而会招致损害，因此情绪苦闷而又找不到知心的朋友去诉说。俗话说：“为了谁而这样做，又有谁来听我说呢？”所以，钟子期一死，伯牙终生不再鼓琴。为什么呢？因为士为知己者而效力；女子为喜爱自己的人而打扮。像我这样身体残废的人，即使怀有随侯珠、和氏璧那样的可贵之材，有如许由、伯夷那样的高尚品德，终究也不能引以为荣，相反恰好遭人耻笑而使自己更加污秽。早该给你回信了，刚好随从皇帝束巡归来，又忙着烦琐的事务，彼此相见的日子越来越少了，而我又匆匆忙忙没有一点儿空闲得以详尽说明我的心意。现在你身遭大难，再过一个月就接近行刑日期了，我又将随从皇帝去雍地，恐怕转眼之间你就会遭到不幸。这样，我将最终不可能向你抒发内心的愤懑，而你在九泉之下的魂灵也会抱恨无穷。请允许我说说自己的固陋见解吧。好久没给你回信，请原谅。
我听说过：加强自身修养是智慧的象征；乐于施舍是仁德的开端；取舍得当是道义的表现；正确对待耻辱是判断勇敢的标准；树立好的名声是品行的最高准则。士人衹有具备了这五条，才能在社会上立足，从而进入君子的行列。所以最惨的灾祸，莫过于贪图私利；最痛苦的悲哀，莫过于伤了自尊心；最丑恶的行为，莫遇于辱没祖先；最大的耻辱，莫过于遭受宫刑。受过宫刑的人，就没有人愿意和他在一起，这不是一朝一代的事，而是由来已久了。从前，卫灵公与闯入雍渠同坐一辆车，陪坐的孔子感到耻辱，便离开卫国到了陈国；商鞅依靠闯入景监的引荐，得到秦孝公的重用，赵良为此感到恐惧；宦官赵谈为文帝参乘，袁盎怒而争谏。自古以来宦官就被视为可耻之徒。就是一般的人，涉及有关宦官的事，没有不挫伤锐气的，何况那些慷慨激昂的士人呢！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才，可怎能让一个受遇宫刑的人去举荐天下的英雄豪杰呢？我靠着父亲的余业，得以在京师任职，已有二十多年了。平Et自己常想：对上，我没能竭尽忠诚，取得奇策高材的美誉，以博得圣明君主的赏识；其次，我又没能替皇帝拾遣补阙、招贤进能，以显露那些隐士的才干；对外，我也没能参加军队去攻城野战，取得斩将拔旗的功绩；对下，我也没能用积年的劳苦换来高官厚禄，以使宗族朋友争光得宠。这四者，没有一件成功的，衹不过是得过且过，受到皇帝的收容而已。我没有一点可称道的长处，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来。过去，我也曾居于下大夫的行列，事奉于朝堂之上，发表些微不足道的议论。可我没有在那个时候捍卫国家的法度，为国竭尽智谋，如今身体残废了，做了一个扫除的奴仆，处于这样卑贱的地位，却要扬眉吐气、议论是非，这不是轻蔑朝廷、羞辱当今的士人吗？唉！唉！像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说呢？还有什么可说呢？
况且，事情的原委足不容易说清楚的。我年少的时候，才华横溢，长大成人后却不能博得乡里的称誉，幸好皇帝因为我父亲的关系使我得以贡献微薄的才能，出入戒备森严的宫禁之中。我以为头顶着盆子是看不到天空的，所以我就断绝了朋友的交往，把家庭的私事抛在一边，Et夜想着竭尽我微薄的才能，专心致力于本职工作，以博得皇帝的宠信。然而事情竟会出现与此完全相反的情况。我和李陵同在宫中任职，平时并不相要好，思想志趣也不同，更没在一起饮过酒，交过朋友。可是我观察他的为人，是个能自守节操的出众人物。他侍奉父母很孝，结交士入讲信用，对待财货廉洁奉公，取舍之间重德义，能分别尊卑长幼而有礼让，谦恭自约，礼贤下士，又常常想着奋不顾身，为国家的危难而献身。从他平时的修养品德来看，我认为他具有国家杰出人才的风度。作为臣子，出于宁肯万死，不求一生的考虑，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是很了不起的了！如今因他一件事情做得不对，那些贪生怕死，衹顾保全身家性命的臣子，就随意构陷，夸大他的罪名，对此我感到十分痛心。况且，李陵衹率领不到五千步兵，就长驱直入战地，足迹到达匈奴的王庭。他的这支部队，虽然不过是诱虎之师，但他却能主动出击，四处挑战，仰攻强敌，与单于的军队连战十几天，所杀的敌人超过了自己的军队的损失。杀得敌军连救死扶伤都顾不上。匈奴的君长都震惊了，于是征调了左、右贤王的所属部队，发动了全部能拉弓打仗的人，用全国的力量来围攻他们。李陵军转战千里，箭矢已尽，无路可走，而救兵又不到，死伤的士卒堆积如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李陵一声令下，疲惫的士卒便无不奋起，他们噙着泪，血流满面，咽下泪水，举起空弓，留着敌人的兵刃，向北争着与敌人决一死战。李陵军未覆没时，有使者来报战况，朝廷上的公卿王侯都向皇帝举杯祝贺。可是过了几天，李陵兵败的消息传来，皇帝吃饭不香，听朝不悦，大臣们担忧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我不自量地位的卑下，看到主上极度悲伤的情绪，实在想对皇帝竭忠尽智。我以为李陵一向对将士们绝甘分少，因而也能得到部下的拼死出力，就是古代名将也赶不上他。李陵虽然失败被俘，我看他的心意，是想在匈奴立功报汉，以抵当他败降之罪。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已无法挽回，但深入敌阵、摧败敌人的功劳，也足以光耀天下了。我抱着这些想法想向主上陈说，而没有机会。恰好主上召问，我就本着上述意思论说李陵的功绩，想以此宽慰主上，堵塞那些陷害李陵的谗言。可是由于没说清楚，圣明的主L又没深加推究，以为我是在诋毁贰师将军而替李陵开脱罪责，于是就把我交给大理寺治罪。我的诚恳忠心始终没有机会表白，落了个欺君诬上的罪名，主上终于同意了法吏的判决。我家贫穷，没钱赎罪，朋友们没有谁来营救，主上身边的亲信也不替我说一句话。我的身体不是草木石头，独自和法官打交道，被关进深深的监狱裹，能向谁诉说我的苦处呢！这些正是你亲眼看到的，我的遭遇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李陵已投降了匈奴，败坏了他家的名声，而我却被处以宫刑住在蚕室中蒙受耻辱，着实被天下人所耻笑。可悲呀！可悲呀！
有些事情是不容易对世俗的人一一说清楚的。我的祖先没有立下受赐剖符丹书那样的功劳，而掌管文、史、星、历的官与卜官、祝官的地位相似，本来就是供皇上驱使，如同豢养的优伶一样，是被世俗所轻视的宫职。假如我伏法就死，好似九牛身上失去一根毫毛而微不足道，和一只蝼蛀、蚂蚁被踩死有什么区别呢？而舆论也不能把我视为是为气节正义而死的，衹不过认为我智虑穷尽，罪大恶极，不能自我解脱，终于被杀而已。为什么呢？平素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必然使人们有这种看法。人总是要死的，有的死得重于泰山，有的死得轻于鸿毛，这是因为他们在死的作用方面有所不同。一个人，最好是不使祖先受辱，其次是自身不受辱，再次是脸面不受辱，又其次是不因言辞而受辱，更次的是遭受捆绑之辱，更要次之的是穿上赭衣的耻辱，比这还要次的是遭受戴刑具、被拷打、剃头发、戴铁锁的耻辱，还有比这更次一等的是遭受毁坏肌体的耻辱，最下等的是遭受腐刑的耻辱，腐刑使耻辱达到了顶点。《礼记》上说：“对大夫以上的人不加刑辱。”造就是说士人不能不严格保持操守。猛虎在深山裹，百兽感到恐惧，可它一旦落入陷阱和笼子裹，便摇头摆尾向人求食，这种屈服于人的威势的习性是逐渐形成的。所以有这样的士人，在地上画个圈儿作监牢他也不敢进去，削根木头作法吏他也不敢抬头答话，而是决计在受辱之前自杀。现在，我被捆绑手脚，戴上了刑具，剥掉衣服被鞭打，关在四面高墙的监狱之中。这个时候见到狱吏就知叩头，碰上狱卒就胆颤心惊。为什么呢？因为逐渐积累了对狱吏威势的恐怖所造成的。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却说自己没有受辱，岂不是厚着脸皮，哪裹还有什么尊贵可言呢？况且西伯，作为一方诸侯，也曾被关在羡里；李斯，曾是丞相，也身遭五种刑罚；淮阴侯本为王，却在陈地被逮捕；彭越、张敖曾南向称王，同样因罪被关在监狱裹；绛侯周勃灭掉诸吕，权势超过春秋五霸，结果被关请室之中；魏其侯是员大将，也穿上赭衣、戴上刑具；季布自受钳刑给朱家作奴隶；灌夫也被下狱受辱。这些人都曾是王侯将相，声名远扬，及至犯罪落入法网，不能够及早自杀。落入尘埃之中的人，从古到今都是一样，哪裹有什么不受辱的呢？由此说来，勇怯强弱都是由形势决定的，明白了这个道理，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一个人不能早在法律制裁之前自尽，稍一迟疑，等情况恶化、鞭子落到自己身上以后，才想为气节而死，不是太晚了吗？古人难于对大夫施刑的原因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吧。说到人之常情，没有不贪生怕死，怀恋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的，衹有那些被义理所激发的人们例外，然而也有不得已的情况。现在我很不幸，父母早已死了，又没有兄弟，孤独自身。少卿你看我对妻子儿女怎样呢？勇敢的人不一定为名节而死，怯懦的人如果仰慕节义，也会处处勉励自己的。我虽软弱，也想苟且偷生，但也十分清楚舍生就义的份量的。何必要遭受坐监牢的耻辱呢！况且奴仆婢妾尚能赴义死节，更何况像我要处于迫不得已环境中的人呢！我之所以忍辱苟活下来，甚至陷入粪土之中也不推辞，是因为遗憾自己的意志还没有表达出来，如果默默地死去，我的文章著述就不能流传于后世了。
古代有许多身为富贵而声名堙没无闻的人，多得无法统计，衹有卓越非凡的人物才流芳后世。周文王被囚于羡里，推演出《周易》；孔子受困穷，著作了《春秋》；屈原被放逐，写出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写出《国语》；孙子受膑刑，论着了《兵法》；吕不韦被放逐蜀，其《吕览》流传于后世；韩非在秦国被捕入狱，写出《说难》、纰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贤抒发愤懑的作品。这些人都是因为心裹有所郁结，理想又得不到实现，所以才论述往事，以寄希望于未来的人。就像左丘明双目失明，孙子被废去双足，终生再也不能为世所用了，于是引退著书，以抒发内心的愤懑期望文章能流传后世，使自己的心意得到表白。近年来，我自不量力，也把自己的思想表现在浅薄的文章中，搜罗天下散失的遣闻旧事，考核历史事实，研究事业成败的原因，探索朝代兴衰的道理，共一百三十篇，也想用它来反映自然和社会的关系，通晓从古到今的变化，形成一家学说。初稿还没有完成，恰逢这场灾祸。我痛惜全书没有完成，因此遭受极刑而没有怨恨的表现。我果真完成了这部书的写作，把它收藏在名山之中，传给通都大邑中志同道合的人，这样就可以偿还以前我所遭受耻辱的债了，即使万一被杀，我也绝不后悔！然而这些衹能对有学识的人讲，很难对浅薄的俗人诉说。
而且，背着坏的名声，在社会上是难于立足的，自己卑贱的地位也常常遭到毁谤。我因为发表议论而遭受这场灾祸，着实被乡里人所讥笑，污辱了自己的祖先，还有什么面目到父母坟墓上去祭奠呢？即使经过百代，耻辱仍会越来越深重！因此，我整天心绪不宁，呆在家裹恍恍惚惚像丢失了什么；走到外边，又不知要往哪裹去。每当想到这一耻辱，冷汗就浸透了衣裳。我衹不过是宫中的臣仆，哪能隐居在深山呢！所以只好暂且随波逐流，得过且过地活下去，以抒发自己内心的郁结。现在少卿教我推荐贤士，这恐怕是和我个人的想法相违背吧！如今即使我想装饰自己，用美好的言辞来自我解脱，也没有用，世俗的人是不会相信我的，相反衹能招来耻辱。总之，衹有到了死的那一天，是非才会有定论。这封信不能详尽地表达我的心意，衹是粗略地说说我浅薄的见解。
司马迁死后，他的书渐渐流传开来。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平通侯杨惮最先开始陈述司马迁的著作，于是得以公布开来。到了王莽的时候，有人请求封司马迁的后人，于是封其后人为史通子。
赞曰：从古人有文字开始就有了史官，并写下了许多史书。到了孔子整理史书，上自唐尧时期，下止秦穆公时期。唐尧、虞舜以前的情况虽然有留下来的文字，但那些算不上经典，所说关于黄帝、颛顼的事迹就不那么清楚。到孔子依据鲁国的史书著作《春秋》，左丘明阐述整理有关史实来给《春秋》作传，又编撰了与此相异同的史料而成为《国语》。又有《世本》，记录了黄帝以来至春秋时期帝王、公侯、卿大夫的先祖、世系的由来。春秋以后，七国争雄，最后秦国兼并了各诸侯国，记述这段历史的史书有《战国策》。汉朝兴起推翻秦朝，平定天下，记载这段历史的是《楚汉春秋》。所以司马迁根据《左氏春秋》、《国语》，采用《世本》、《战国策》的一些史料，陈述《楚汉春秋》的史实，接续记载其后的史事，截止于天汉年间。所讲的秦、汉时期的历史十分详尽。至于采录、摘取经传，分别记述几家的史事，有许多地方粗疏简略，有的互相矛盾。还有他涉猎的范围广博，贯通经传，驰骋于古今上下几千年之间，这是他勤奋努力的结果。再有他的是非观和圣人非常不同，论说大道则以黄老学说为主，而以六经为辅；叙述游侠，则贬退隐士而推举奸雄；记述经济活动，则崇尚权势财利，而羞辱贫贱，这些是他的短处。然而，从刘向到扬雄，这些人博览群书，他们都称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才，佩服他善于序说事物的道理，明辨而不华丽，质朴而不鄙俗，他的文章秉笔直书，他所记述的史事真实不做虚假的赞美，不掩饰丑恶的东西，所以称作实录。唉！以司马迁的博学广闻，却不能靠智慧保全自己，已经遭受极刑仍在狱中发愤写作，他给任安的信中所陈述的也是可信的。究察其所以哀伤自己，是属于《诗经。小雅》中巷伯一类的人。像《诗经。大雅》所说的“既明辨又聪明，还能保全自己”，这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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