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襄,字辟疆,南直隶扬州府泰州如皋县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三月十五日。冒襄出生在一个世代仕宦之家,幼年随祖父在任所读书,14岁就刊刻诗集《香俪园偶存》,文苑巨擘董其昌把他比作初唐的王勃,期望他“点缀盛明一代诗文之景运”。撰《巢民诗集》8卷,《文集》6卷,《影梅庵忆语》1卷,另辑《同人集》12册。明清时期,如皋城里的冒氏家族人才辈出,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也是一个文化世家。 当时的明王朝已成溃乱之势,东北在清兵的铁蹄之下,川陕湖广是“流寇”驰骋的战场,而江浙一带的士大夫依然过着宴安鸩毒、骄奢淫逸的生活。秦淮河畔,妓家所居的河房开宴沿宾,樽酒不空,歌姬的翡翠鸳鸯与书生的乌巾紫裘相交错,文采风流,盛于一时。辟疆也沾染了一般豪贵子弟的浪漫风习。一方面,他年少气盛,顾盼自雄,主持清议,矫激抗俗,喜谈经世大务,怀抱着报效国家的壮志;另一方面,又留恋青溪白石之胜,名姬骏马之游,过着脑满肠肥的公子哥儿的生活。
怀才不遇
冒襄在1627年-1642年间,六次去南京乡试,六次落第,仅两次中副榜,连举人也未捞到。他深感怀才不遇。明代自万历以来已江河日下,特别是太监弄权,朝纲倾颓,已达登峰造极。面对这种危亡局势,一般在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怎不忧心如焚呢?1636年,冒襄与张明弼结盟,参加复社,同陈贞慧、方以智、侯朝宗过从甚密,人称“四公子”。他们年龄相仿,意气相投,或结伴同游,或诗酒唱和,或抨击阉党,或议论朝政,希望改革政治,挽救国家危亡。1639年由吴应箕起草、冒襄等复社140余人具名的《留都防乱公揭》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得阮大铖之流如过街老鼠。
逃难生活
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入北京,明亡;随后,清兵入关,建立大清国。
南京的明朝旧臣建立了弘光政权。阉党余孽阮大铖投靠马士英,当上了南明的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他要报复复社诸君子。正巧冒襄因风闻高杰将驻防如皋,举家逃往南京。在南京,阮大铖对冒襄游说不成后,便派遣锦衣卫逮捕了他,直至第二年,马、阮逃离南京,始得脱离牢狱之灾。还有一种说法是:他连夜逃往扬州,靠了史可法的荫庇,才躲掉了这场灾难。 公元1645年6月,如城抗清英雄陈君悦组织义兵抗拒清廷官吏。冒襄再次举家逃往浙江盐官。从夏至冬,辗转颠沛,在马鞍山“遇大兵,杀掠奇惨”,“仆婢杀掠者几二十口,生平所蓄玩物及衣具,靡孑遗矣”。这一切在他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变化,第二年他从盐官回归故里隐居。
不仕满清
清兵平定全国后,降清的复社成员陈名夏曾从北京写信给他,信中转达了当权人物夸他是“天际朱霞,人中白鹤”,要“特荐”他。但冒襄以痼疾“坚辞”。康熙年间,清廷开“博学鸿儒科”,下诏征“山林隐逸”。冒襄也属应征之列,但他视之如敝履,坚辞不赴。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他以明朝遗民自居,淡泊明志,决不仕清的心态和节操。与此同时,他缅怀亡友,收养东林、复社和江南抗清志士的遗孤。如在水绘园内增建碧落庐,以纪念明亡时绝食而死的好友戴建,即其一例。随着岁月的流逝,冒襄已是垂垂暮年,生活穷困潦倒,只能靠卖字度日。他自述道:“献岁八十,十年来火焚刃接,惨极古今!墓田丙舍,豪豪尽踞,以致四世一家,不能团聚。两子罄竭,亦不能供犬马之养;乃鬻宅移居,陋巷独处,仍手不释卷,笑傲自娱。每夜灯下写蝇头小楷数千,朝易米酒。”表达了他不事二姓的遗民心态,这一点是冒襄一生中最为闪光的地方。
文学著作
冒襄一生著述颇丰,传世的有《先世前征录》、《朴巢诗文集》、《水绘园诗文集》、《影梅庵忆语》、《寒碧孤吟》和《六十年师友诗文同人集》等。其中《影梅庵忆语》洋洋四千言,回忆了他和董小宛缠绵悱恻的爱情生活,是我国语体文字的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