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
杨维桢在诗、文、戏曲方面均有建树,历来对他评价很高。杨维桢为元代诗坛领袖,因“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在元文坛独领风骚40余年。其诗文清秀隽逸,别具一格,他长于乐府诗,多以史事与神话为题材,诡异谲怪,曾被人讥为“文妖”。其诗好比兴迭出,奇想联翩,所创《西湖竹枝词》通俗清新,和者众多。著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等。且其个性倔强,不逐时流,《明史·本传》谓其“载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寻》之辞,自倚凤琶和之,宾客俱翩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可见其风流洒脱如此,其尝在《梦洲海棠城记》中谓:“吾尝谓世间无神仙则已,有则自是吾辈中人耳”他剧其间,与陆居仁、钱惟善、倪云林、宋仲温、柯九思、张雨等诸才俊之士相契,饮酒赋诗,挥毫弄墨,放浪于形骸之外,游艺于笔墨之间,使其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书法
杨维桢的书法亦如他的诗一样,讲究抒情,尤其是草书作品,显示出放浪形骸的个性和抒情意味,杨维的传世墨迹约十余件,且都是五十岁后所书,故无法探求到他早年时学书的来龙去脉,但从其楷、行草诸体具备的遗作中来看,可其功力深厚,其书由诏追溯汉魏两晋,融合了汉隶、章草的古拙笔意,又汲取了二王行草的风韵和欧字劲峭的方笔,再结合自己强烈的艺术个性,最后形成了他奇崛峭拔,狷狂不羁的独特风格,与赵孟頫平和、资媚、秀美、曲雅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因其书不合常规,超逸放轶,刘璋在《书画史》中评曰:“廉夫行草书虽未合格,然自清劲可喜。”吴宽《匏翁家藏书》则称其书如“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笺,倒载而归。”他晚年的行草书,恣肆古奥,狂放雄强,显示出奇诡的想象力和磅礴的气概。
杨维桢书法能将章草、隶书、行书的笔意熔于一炉,并加以发挥。他的字,粗看东倒西歪、杂乱无章,实际骨力雄健、汪洋恣肆。如果说把赵孟頫比作优美的代表,那他则是壮美的典范。书法的抒情性在他这里得到充分的张扬。他反对摹拟,主张不工而工。他认为“摹拟愈逼,而去古愈远”,主张诗品、画品、书品与人品作统一观,认为书品无异于人品。于此,我们也找到了他怪异书风的精神来源。黄惇评其作品粗头乱服,不假雕饰,常以真、行、草相互夹杂,并以卧笔侧锋作横、捺笔画的章草波磔;结字欹侧多变、长短参差、大小悬殊;章法则字距大于行距,在貌似零乱错落中,凸显其跳荡激越的节奏旋律。其代表作有《题邹复雷春消息卷》、《城南唱和诗册》、《真镜庵募缘疏卷》等。《中国书法全集-康里巙巙、杨维桢、倪瓒》卷收有他两件立轴书,书于1363年《溪头流水诗草书轴》不仅在作品章法款式已见立轴书的成熟模式,笔法多变,结字诸体杂揉,倔犟超逸,足显其书法的趋于偏激的表现主义风格。
传世墨迹有《鬻字窝铭》、《真镜庵募缘疏》、《梦游海棠城记》、跋邹复雷《春消息》图等,楷书有《周上卿墓志铭》。杨维桢善行草书,笔法清劲遒爽,体势矫捷横发,富于个性,自成一种特殊面貌有“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斤,例载而归”之势。传世主要作品有《真镜庵募像疏卷》、《鬻字窝铭立轴》(故宫博物院)、《城南唱和诗册》(北京故宫博物院)、草书《梦游海棠城诗卷》(天津市文物管理处)、《竹西草堂记卷》(辽宁省博物馆)、《晚节堂诗》(现藏日本)、《沈生乐府序》等。其余墨迹多见于书札及书画题中。
杨维桢于音乐的造诣也极深,特别是善吹铁笛,其“铁笛道人”的别号即因此而来。
杨维桢在诗、文、戏曲方面均有建树,其诗文清秀隽逸,别具一格,历来对他评价很高。他是元代诗坛领袖,因“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在元末文坛独领风骚40余年。他长于乐府诗,多以史事及神话传说为题材。其诗好比兴迭出,奇想联翩,纵横奇诡,眩人耳目,在明初有“文妖”之讥。但也不乏现实主义诗作,所创《西湖竹枝词》通俗清新,和者众多。他著述等身,行于世的著作有《春秋合题着说》、《史义拾遗》、《东维子文集》、《铁崖古乐府》、《丽则遗音》、《复古诗集》等近二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