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他自己早年生活穷困,颠沛流离,后又屡遭贬谪,长期任地方卑官,对社会现实体察甚深,因而对劳苦百姓的关心也颇切,如在《劳歌》一诗中对那些“筋骸长彀”、“半衲遮背”的“负重民”以怜悯;在《和晁应之悯农》一诗中对那些“夜为盗贼朝受刑”的“南山壮儿”以同情等等,等等。也正因为其“哀哉天地间,生民常苦辛”(《粜官粟有感》)的悯农意识,才使他在政治观点上追随
苏轼,反对
王安石的“变法”,而在实践中则主张富国强民,改革弊政,以减轻人民负担,这与
司马光等人纯粹的因循守旧乃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与此同时,面对辽、夏对北宋的侵凌,他也积极主张开边御敌,建立奇功。他的
《少年行》、《昭陵六马》、《听客话澶渊事》等无不洋溢着一股勃郁的爱国主义精神,读来令人感奋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