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反对拟古文风。他对明中叶以后盛行文坛的拟古主张加以批驳，指出“作诗者之意兴，虑无不代求其高。高者，取异于途径耳。夫途径者，不能不异者也”（钟惺《诗归序》）。他认为“七子”模拟古人词句，只不过是“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同前)。因而力求改变这种文风，提出“势有穷而必变”的变革主张（《问山亭诗序》）。其二：主张诗人应抒写“性灵”(或“灵心”)。这种“性灵”或“灵心”是“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是“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诗归序》）。即要在古人诗词的精神中去寻求性灵。
钟惺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钟一贯任武进（今属江苏）学训。万历三十八年中（1610年）进士，授行人，掌管诗诣及册封事宜。次年，他以奉节使臣出使成都；后又出使山东。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再赴贵州，主持乡试。后迁工部主事，又由北京调往江南，任南京礼部祭祠司主事，迁南京礼部仪制司郎中。在南京时，钟惺简淡自持，于秦淮河畔租一楼屋，伏案读史至深夜，每有所得辄记之，撰成《史怀》一书，评论古史，“多所发明，有古贤所不逮者”。其为人严冷，不喜接俗客，由此得谢人事，研读史书。喜游名山大川，曾与林古度同登泰山。天启初年，钟惺升任福建提学佥事，他在闽中仍倡幽峭诗风，并且参以禅旨，令人莫测高深，有“诗妖”之名。江南张泽、华淑，闽人蔡复一等，倾心附和，把钟惺奉为“深幽孤峭之宗”。